中国体育博物馆墙体开裂 设计疑是个人行为(图)

“建筑结构设计不合理”被认为是体博出现质量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本报记者 李贵明 摄



使用不到15年的体博，如今已经遍体鳞伤。本报记者 李贵明 摄



专业鉴定结论表明了体博的诸多问题（右上）。本报记者 李贵明 摄

　　按照一般的建筑设计要求，博物馆的使用年限应在100年左右，但是，投入使用不足15年的中国体育博物馆已经出现质量问题———地基不均匀下沉，85%以上地板与墙体出现贯通性开裂。

　　在专家们对中国体育博物馆所做的检测报告中，“建筑结构设计不合理”是其质量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谁设计了体博工程？工程设计者选择程序有没有问题？它是如何通过工程验收的？

　　6月1日起，本报记者对体博质量问题进行再调查。

　　体博设计疑是个人行为

　　据《体育博物馆基建施工技术文件》记载，体育博物馆是由广播电影电视部设计院设计的。但是，当记者就此向中广电广播电影电视设计研究院（原广播电影电视部设计院）院长吴春举询问时，吴表示，在查阅院里的设计合同和设计图纸档案后，未发现与体博有关的文件档案，因而认定该院未参与过体博工程的设计。

　　体博工程究竟是谁设计的？为什么施工文件中指明设计方为原广播电影电视部设计院？

　　从1961年起便在原广播电影电视部设计部工作的老工程师许工向记者讲述了其中原委。

　　许工说，体博工程的设计者是原建设工程部北京工业建设设计院的人。他说，“文革”期间，在建工部工作的这些人曾被下放。1977年，他们又被招入当时的中央电视台筹建处设计组，负责一些日常管理工作，并不负责设计工作。后来，由于电视台设计方案一直无法确定，原来聘请的设计单位退出，他们便召集自己原来在建工部时的好友，自行组建了设计组进行设计，随后又归并到了广播电影电视部设计院土建二室，此间，他们参与到了体博的设计工作中。

　　“我特意到院里查了1987年到1990年的图纸档案，确实没有查到这个设计的图纸档案，证明这个设计不是院里出面接受的，可能是这些人自己接了任务，收了钱但没有上交到院里。”许工说，由于这些人都是设计院里的人，获得有院里图章的空白图纸并不难，虽然“干私活”的行为是明文禁止的，但在当时并不少见。

　　许工说，早在1992年左右，体博就出现了质量问题，当时体博的人找到了设计院，由于许工当时担任结构室的主任工程师，院里便派他去解决这个问题。

　　许工还清楚地记得，在去体博之前，他们先到附近接了一个人共同前往，这个人是原中信华美工程公司的吴景华。“我当时就觉得这个设计任务来得不寻常。”许工说。

　　“我去现场看了，发现房子帆形的房顶已经支撑不住了。主要原因是结构设计问题，而不是建设问题。”许工说，体博工程采用的是砖混结构，这种结构体系并不适合体博的不规则外部形态，如果当初设计时采用框架结构，就可以避免质量问题的产生。

　　设计者与验收人是好友

　　在体博工程的验收报告中，设计方签名人为吴景华，另一个参加验收人员签名为李林生———吴景华和李林生是谁？

　　张贻信是原广播电影电视部设计院工作人员，后调任土建二室主任一职，体博竣工时他还参加了剪彩典礼。他说，吴景华是原中信华美工程公司工作人员，而体博工程的初步设计方案便是由该公司设计部设计的，施工图则是原广播电影电视部设计院土建二室的人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是李林生（此前曾在原建工部北京工业建设设计院工作）。

　　张贻信说，吴景华也曾在原建工部北京工业建设设计院工作过，和李林生等人是好友。张还说，李林生已于今年年初去世，而吴景华也已退休多年。

　　许工说，80年代末90年代初，设计行业普遍存在两种不规范行为，一是转包设计任务，一是“卖图签”。所谓转包设计任务，是指一些并没有设计资质的单位，凭借与建设方的良好关系，拿到设计任务后转包给有资质的设计单位，使用他们的图章，付给其一定报酬。所谓“卖图签”，是指那些没有设计资质的单位从有设计资质的单位购买印有图签的空白图纸，然后自己设计。

　　“从目前的情况推测，土建二室这些人和华美工程公司设计部的合作方式应该是第一种。”许工说，由于这种合作是土建二室人员的私人活动，未经原广播电影电视部设计院同意，无法使用设计院的公章，因而，施工文件中虽指明设计方是原广播电影电视部设计院，验收文件上却没有盖其公章。

　　设计项目被“华美”转包

　　华美工程公司是如何介入体博工程设计的？该公司与广播电影电视部设计院的人又是如何合作的？

　　工商部门的企业登记信息中显示，中信华美工程公司设计部当时隶属于华美工程公司。1993年，该设计部从华美工程公司独立出来成立了北京华风设计公司，后改名为中信华美设计公司，2003年又改名为中信建筑设计（北京）研究院。据了解，该设计部变成独立的公司后，其工作人员也转到了该公司，但吴景华因已到退休年龄，并未加入新的公司。记者曾多方寻找吴景华，但未能找到。

　　现年75岁的李先仑曾在亚运工程指挥部工作，在体博工程的最后五六个月调入体博工程筹建办公室工作。对于为何选择华美设计公司担纲体博工程的设计，李先仑表示并不了解，因为最初其并未在筹建办公室工作。

　　“但我也了解到一些情况，这个工程最初也找了几家大的设计单位，但由于当时亚运会工程很多，这些大单位有很多设计任务忙不开，再加上工期太紧，他们都没接，后来就找了华美工程公司设计部。可能他们在短时间内无法完成两个场馆的设计任务，便把任务转包了。”李先仑说。

　　曾参与体博工程最初筹建工作的杨佳丽对记者说，体博工程设计者的资质是符合当时国家标准的，其选择程序也不违反规定。但记者询问选择程序具体细节时，杨表示时间太久，记忆不清楚，因此不便答复。

　　工程验收有走过场之嫌

　　在《中国体育博物馆单位工程竣工验收证明书》中，印有国家体委武术研究院体育博物馆筹建办公室的公章，在验收负责人盖章签名一栏，代表建设单位签名的是李先仑。

　　“我是来给他们擦屁股的。”李先仑说，他到达体博时，其主体结构工程已经完成，只剩下一些灯光、冷暖等工程。“我刚到就发现了问题，比如屋顶平面没有任何坡度，黏结又不好，肯定会导致严重的漏雨。但生米已煮成熟饭，改也来不及了。”

　　李先仑说：“原广播电影电视部交了设计图后，基本不再出现，有什么问题我们一般都是找吴景华。”他还说，他每天都要到工地现场办公，主要职责就是监督施工单位是否认真施工，监督工程进度及经费的审定和结算等等。“我们这个办公室一共就有七八个人，想对工程建设情况一一察看非常困难。”

　　“由于亚运工程逼近，体博不得不和其他工程一起竣工。”李先仑说，当时参加工程验收的主要有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甲方、亚运工程指挥部的代表和北京市质检站。

　　“事实上，最后的验收已经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李先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