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去世固然不幸，但巴黎得救了！”

　　蓬皮杜当年改造巴黎的许多想法，正在成为包括北京在内的中国城市的现实。

　　当雨果的《向拆房者宣战》来到中国的时候，巴黎古城的改造者奥斯曼却成为国内城市长官效仿的对象。北京与巴黎这两个世界文化城市在演绎着怎样的故事？ 

　　这些年来，北京与巴黎有许多故事。 

　　人们能够举出不少法国建筑师近些年在北京设计的宏大作品，包括中国国家大剧院、首都博物馆、西直门交通枢纽，等等。中法之间的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了。 

　　在巴黎的古城里行走，人们会想到雨果，会想到《巴黎圣母院》、《九三年》等文学巨著。这位仙逝已久的法国文豪近年来还对北京以及其他中国城市的发展产生影响，2002年他的一篇文章被介绍到中国，受到各界广泛关注，这就是著名的《向拆房者宣战》。 

　　■两个城市的戏剧性联系 

　　把这篇文章翻译成中文的是法籍作家华新民，她有着四分之一的中国血统。华新民的祖父是清朝末期到巴黎学习木土工程的中国留学生，父亲则是巴黎美术学院的高材生，一位在法国和中国都取得杰出成就的建筑师。华新民的祖母和母亲都是曾在巴黎求学的法籍波兰人，她们都先后随丈夫回到中国，长期生活在北京的一条始建于公元13世纪的胡同里。 

　　华新民在北京出生，长大成人后于1976年随父母定居巴黎，对北京她有着浓浓的乡愁。她在一篇文章里写道：“我思念我的故乡北京，哪怕是走在巴黎的大街上，不知不觉中，我的嘴里也会溢满北京的枣香。小时候，我们在北京胡同的家里种着枣树，爷爷经常摘枣子让我尝，在我的印象中，北京是那么有历史、有文化、有情趣，是多么美的地方啊！” 

　　后来的一次故乡之行改变了她的生活。1997年夏天，她重访北京，看到许多胡同消失了，在一片片废墟里，她感到“我从此就不可能再想别的事情了。” 

　　2002年夏季，华新民回到北京长住，同时带来了雨果的那篇文章《向拆房者宣战》。 

　　1832年3月1日雨果写成此文，对当时巴黎老城的改建提出批评，并认为这是对“老法国的摧毁”。华新民在译注里写道：“雨果写此文之前，《巴黎圣母院》刚刚搁笔，那是在路易·菲利普时代，已在不断地拆除文物建筑。二十年之后，奥斯曼开始对巴黎大动干戈。再三十多年后（1887年3月30日），法国制定了第一部文物建筑保护法，这与雨果、梅里美（法国第二任‘历史建筑视察委员会’主席，在1834～1860年在任期间拯救了大批文物建筑）等作家和其他文化人士长期不懈的努力有直接的关系。” 

　　《向拆房者宣战》的译文在中国的报刊上发表了。可华新民并未看到她所期待的转折。事实上，来自巴黎的另一位历史人物正在成为中国城市改造者的榜样，他就是19世纪巴黎的市政长官奥斯曼。 

　　在拿破仑三世时期（1852～1870年），奥斯曼主持了对巴黎的大规模改造，再一次拆除城墙，建造新的环城路，在古城区里开出许多宽阔笔直的大道，建造了大量五六层的楼房，以及地下给排水系统，巴黎的摇篮——西堤岛也被大部分拆除重建。 

　　2000年5月，巴黎《费加罗报》刊出封面文章：“奥斯曼，是不是毁掉了巴黎？”奥斯曼已去世130年了，仍有法国学者指责他粗暴地斩断了巴黎的历史。 

　　可在一个月之后，奥斯曼却在北京受到礼遇。一位中国学者2000年6月在北京的一份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对奥斯曼当年所为大加称赞，认为“改建后的巴黎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美丽的城市”，相比之下，“北京城从17世纪起的200多年漫长时间内没有更新，没有进步，终究是非常令人感到悲哀的事情”，“北京的古城风貌早已不很完整了，古城新貌随之出现。因而，全面维护其古状、古貌已不太可能”。 

　　北京与巴黎的命运，就这样戏剧性地联系在一起。 

　　■柯布西埃、蓬皮杜与贝聿铭 

　　同样给北京城市改造以支持的，还有一位法国建筑师勒·柯布西埃，现代主义建筑的奠基人，他在1925年提出了一个改造巴黎的计划，认为应该在古城里建造高大的建筑与宽阔的道路，那是一个汽车与机器的尺度。 

　　这个计划未在巴黎实施，其图纸今天却印在了中国的不少出版物里，正在成为包括北京在内的许多中国城市的现实。 

　　蓬皮杜任法国总统期间在巴黎的一些举动，可以看作是对勒·柯布西埃的回应。他打算在巴黎市中心建设几条百米宽的放射线，甚至想把圣马丁运河填平了建高速公路。所幸在巴黎最古老的玛黑区建造的蓬皮杜艺术中心，利用的是原有停车场的空地，新建筑的体量也得到控制，可紧邻艾菲尔铁塔的蒙马纳斯大厦却毫无商量地阻挡了古城开阔的视野。 

　　1974年蓬皮杜总统在任内去世，法国学者对他改造巴黎的计划多有非议，最激烈的批评莫过于：“他的去世固然不幸，但巴黎得救了！”但蓬皮杜的许多想法，今天也正在成为包括北京在内的许多中国城市的现实。 

　　经奥斯曼大规模改造的巴黎古城，仍保持着和谐美观的城市形象，它今天得以留存，恐怕要归功于1958年着手的一项计划，即将高楼密集的商务中心区，放在古城之外的拉德方斯建设。这项计划在1971年进入高潮，美籍华裔建筑师贝聿铭来到巴黎，参加了拉德方斯尽端规划的设计竞赛。 

　　贝聿铭方案的独到之处是建造一对孪生的高塔，自上而下逐层内移，在两塔之间形成一个介于U和V形的开口，以达到他所追求的目标：当人们沿着从卢浮宫到星形广场的大道行走时，不会看到壮观的凯旋门门洞被远处的建筑物遮挡。 

　　一开始，贝聿铭似乎已在这个竞赛中获胜。然而，在最后时刻，他却意外地失去了这个项目。尽管如此，他的方案还是深深打动了后来当选为法国总统的密特朗，后者在1981年邀请他设计了著名的卢浮宫扩建工程。 

　　1999年9月，贝聿铭来到北京，就巴黎拉德方斯建设和北京古城保护问题发表评论。他说，保护北京古城最好的办法是，把高楼建在古城的外面，巴黎就是这样做的。北京古城之内的四合院应该成片成片地保留。 

　　■北京与巴黎的和音  

　　早在1950年，就有两位中国学者就北京的城市规划提出过与贝聿铭相似的建议，他们是中国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和年轻的规划师陈占祥。 

　　贝聿铭1947年在纽约认识了正在那里担任联合国大厦设计顾问的梁思成，后者建议他返回中国参加建设，但由于种种原因，贝聿铭未能成行。 

　　梁思成回到了中国，并与陈占祥提出了将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放到古城之外发展的计划。但这遭到了当时在中国的技术领域起主导作用的苏联专家的反对。1931年在莫斯科规划的国际竞赛中，另辟新城保存老城的计划曾受到斯大林的批评。 

　　梁思成与陈占祥的计划未被采纳，随后大规模的建设在北京古城内发生。 

　　梁思成曾两次访问过巴黎，一次是在1928年他结束在美国的留学生涯，携新婚美丽的妻子、同样是一位天才建筑师，来到巴黎考察，留下了包括圣心大教堂在内的许多建筑的速写；一次是在1965年6月至7月，在北京城墙即将被彻底拆毁之际，他以中国建筑师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参加在巴黎召开的国际建筑师协会会议。那一年，巴黎政府制定了“大巴黎规划”，计划在巴黎郊区发展一系列新城，疏解中心区功能，实现新城与旧城的分开发展，而这正是1950年梁思成与陈占祥希望在北京实现的。 

　　梁思成对现代建筑设计有这样一层理解：中国建筑的许多传统，包括框架式构造、内部灵活开间、真率袒露结构等手法，都是与现代主义建筑相通，并能极大地丰富建筑的发展的。 

　　梁思成所期待的这种可能，被贝聿铭带到了巴黎。置身于卢浮宫扩建工程，人们能够感到那些充满韵律的由方与圆组合的建筑符号，与贝聿铭的故乡中国发生着微妙的联系，包括铜制的栏杆形似中国唐代的直棱窗。这些经过提炼了的中国元素，已成为卢浮宫这个伟大建筑的一部分。 

　　在那一刻，人们听到了北京与巴黎最为动人的和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