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化健康发展的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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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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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将近30年来，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新形势下，中国城市化发展极为迅速，城镇人口比重已由1978年的18.6%提升到2004年的42%，预计到2010年将达50%左右，接近中等发达国家的水
改革开放将近30年来，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新形势下，中国城市化发展极为迅速，城镇人口比重已由1978年的18.6%提升到2004年的42%，预计到2010年将达50%左右，接近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但是有些地区城市化的“过度”发展（只求数量不求质量）带来许多负面影响，甚至不少严重的问题，值得深思。
对于城市化健康发展与可持续发展之间关系的讨论并不仅限于学术研究。实际上，各国政府、政治团体和地方政府都对这个问题非常关注，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越来越深入人心。中国城市化健康发展涉及到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方方面面，从综合的角度出发，按照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思想，笔者以为，城市化道路及发展方向应采取以下几个关键性策略。
基本策略之一：建立资源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
由于我国人口众多，资源短缺，我国的国情及其历史基础决定了我国城市化道路必须走可持续发展的健康之路，城市发展保持适度、合理的规模才是理想的模式。
我国是地球上人均资源比较贫乏的一个大国，人均耕地为世界的1/5，人均森林资源为1/6，人均水资源为1/4，人均矿产资源位居世界的第80位，而且贫矿多、富矿少。由于我国不少省市对一些稀缺而又迫切需要的矿种保护不力，出现乱采、过度开采的局面。2004年全国仅有40种矿产能够满足经济发展的最低需求。按照预测，到2010年仅有20种；到了2020年将下降到6种，石油、铁矿56%~58%将依赖进口。同时人口增长过快，农村人口基数大，城乡二元结构明显，地区差异较大，城市化水平目前还比较低。这一切决定了我国今后建立的国民经济体系必须是资源节约型的国民经济体系。每年我国广大农村向全国660个城市输入劳动力人口2000万人，但城市仅能提供900多万个就业岗位，城市居民中每年还有200多万大专院校毕业生、复员退伍军人以及下岗人员仍需就业，仅有的就业岗位还不能满足城市人口的就业问题，供求关系严重失衡。对于人口众多、区域差异大、生产率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有限的大国来说，正确认识自身环境特征和经济的脆弱性，是我国城市化健康发展的基本前提与策略。北京大学周一星教授认为我国今后城镇化水平一年提高0.6~0.8个百分点是比较合适的，如果城镇化每年增加一个百分点，甚至高于此数，那么人均GDP需要增长11%才能够支撑。目前我国的人均GDP超过10%是不可能的。所以，有人认为我国城镇化水平超过1.44个百分点是有风险的，也是虚假的。总之，资源节约型的国民经济体系包括节能、节水、节地为中心的工业生产体系和城市化健康发展体系，努力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方针。
基本策略之二：建立高效安全的城市交通体系
稳定健康的城市化道路，能逐步减轻全国各大中城市的交通压力，使城市交通畅通，节约能源，减轻城市中的汽车尾气及二氧化碳排放量，有益于人民生活的健康，保障城乡人民工作生活的安全。
与传统农业社会相比，现代社会生产方式的最大特征在于高度集聚并产生交通的高速与密集布置。城市功能的完善及其产生的问题与城市生态安全和资源环境利用密切相关。现代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以这种高度集聚方式的集中体现，也正是具有群居天性的人类长期的追求。现代城市不仅具有集聚生活和集聚生产的功能，而且具有集聚消费和集聚污染的功能，进而造成各种“城市病”，造成交通阻塞、大气污染、交通事故等。
当前中国许多大中城市有一种怪现象，城市的更新似乎仅靠大量拆迁、改造老城市来实现。许多城市的规划还是单纯从物质层面来理解一个城市的发展，似乎社会问题靠政府的权力用推土机就能解决。
从当前的情况分析，中国各地的交通事故在世界上居高不下，发生事故的总量及其伤亡人数为世界之最。2002年资料表明，全国因交通引发的事故有77.32万起，共死亡10.94万人，受伤56.21万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33.24亿元人民币。美国一位规划学家认为，一个可持续性的城市“必须具有便于步行、非机动车通行及建立公共交通设施的形态和规模，并具有一定程度的紧缩性，以便于人们之间的社会主动性。”
基本策略之三：城市应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因地制宜，适度发展，同时要建设生态宜居的城市环境
健康的城市化大环境，才能创建最佳的人居环境和工作场所，才能建立良好的生态城市和“宜居”城市。
在城市化进程下，这种数量、规模和面积的改变，使城市产生了质的变化，而且扩大了城市的影响范围。但城市规模不是越大越好，应有一个适度合理的发展，才能体现城市综合效益。北京、上海在50年代，城区人口密度约1.5～2.0万人/平方千米，21世纪初城区人口密度超过2.6万人/平方千米，甚至一些老城区超过4万人的密度。如今的纽约市区每平方公里仅8000人，伦敦市区仅4500人，东京才近万人，北京、上海的人口密度相当惊人。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的未来经济和城市扩展计划，是以现在起作用的力量为基础，他们只能制订加速这类力量的计划，得出这样的结论：特大城市将会普遍化、机械化、标准化，这难道是城市进程的最终目标？
过去一段时期里，不少大中城市追求城市规模的无限扩大，出现许多负面影响。同时，由于地方政府或决策失误，或追求政绩，或满足开发商不合理的要求，在河流上游以及上风向布局污染工业；乱建开发区，盲目建设许多不适合国情的别墅豪宅，严重浪费了有限的资源。房地产的盲目发展造成许多小区高密度、间距小、绿地少的状况，不适合居住。不少开发区不仅乱占耕地，破坏郊区资源环境，而且经济效益很低。还有一些大中城市大建“豪宅”，一个四口之家，往往占有住房面积200~250平方米之多，浪费城市有限的用地空间和居住空间。还有不少郊区农村，不断占地建房，而且大部分原宅居地没有还原为农田，使得农村有限耕地不断减少，造成了农村城市化不健康发展。浙江省调查资料显示，杭嘉湖地区和宁绍平原农村大约有1/5的农村老宅居地未能改造，造成每年约26.4万亩耕地闲置。此种情况在江苏、安徽、湖南、江西等省也普遍存在。
香港许多居民小区（如沙田、浅水湾、屯门、荃湾等），特别是香港市中心处处是高耸的大厦，半空中的街道，远处的风景，新鲜的空气，还有楼宇之间的停车场和公园，正确处理了城市密集化、可持续性及生活质量三者之间的关系。国内许多地方尤其是北方很多城镇，规划布局喜欢大马路、大广场，城镇规模偏大。河北省调查显示，石家庄、沧州、唐山等市域农村，城镇人均用地超过建设部有关规定，高达160~170平方米/人，全省共有937个建制镇，如果乡村集镇每人节约用地50平方米，那么全省建制镇人口840万，可以节约用地6.4万亩。香港的经验与做法，为我们旧城改造与集中紧凑发展城市居住地，合理使用有限的土地资源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基本策略之四：在城市化过程中，应严禁过度开采地下水，适当限制超高层大楼的盲目建设
我国许多超大城市，到处是一片繁忙的“工地”，全国每年生产出占全世界60%的水泥（2004年中国水泥生产量高达10亿吨），全国660个城市和2.1万个建制镇消耗量几乎占到全国水泥生产量的85%。因此，许多大中城市大量引进外资，建造高楼大厦。来自上海市规划局有关资料表明，到2004年底，全市超过18层以上的高楼已有4000多幢，而且还有850幢在建。
由于各大中城市工业发展与居民区大量兴建，大量超采地下水源，造成一些城市出现严重的地面沉降现象。以西安为例，由于几十年来无节制地超量开采地下水，大量建设高层楼房，造成城区地面沉降严重。作为古城重要标志之一、有1300余年历史的大雁塔已下沉了1198毫米，并向西倾斜达886毫米。由于市区内各个区域沉降发展不均衡，已经出现了11条明显的地裂缝，总长度达76.68千米，严重影响到市区建设与社会的安全发展。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有50多个城市和地区出现地面沉降现象，总面积达5万多平方千米，比如上海、宁波、嘉兴、苏州、无锡、常州、保定、德州、阜阳等城市，其中上海的地面沉降现象较为严重。上海地面沉降的主要原因是地下水过度开采与房屋建筑过多。
基本策略之五：树立建设生态城市的长远目标，促进城市现代化，建立严格的城市管理制度
我国的城市必须建立严格的城市管理制度，尤其是建立城市治理、管制与社会安全体系，这是我国现代化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今后，不仅要提高城市领导的管理水平与领导艺术，实行数字城管，提高城管效率，提升城管现代化水平，而且还要提高全体市民的文化科技水平，提高城乡人口的素质，重视城市现代化的建设水准，逐步缩小城乡差别，走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
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模式，大部分依赖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益的粗放型路子，沿海一些大中城市如北京、天津、沈阳、上海、南京、济南、唐山、淄博、宁波、广州等等，都成为我国重化工、重型机械、钢铁、建材等工业的集中地，不仅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对城市的生态环境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以江苏省为例，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要占用4.5万亩土地、消耗4.5万度电，能源消耗高出美国6.9倍、日本8.8倍。分析可知，增强城市经济管理水平多么重要，党中央、国务院多次强调的，用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多么重要。
总之，根据能量守衡定律和生态学的基本理念，将国家城市化发育与资源环境基础开发纳入到“人地关系”协调机理的大系统框架中来。具体而言，就是将国家和地区城市体系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人类生态系统，以此探讨这一系统的生存与发育过程的物质能量守衡和交换状态，以及实现这种守衡和交换的资源环境保障基础和有效空间组织。必须引起注意的是，要强调城市化速度、城市总人口规模、功能和空间结构变化与自然生态系统发育两者之间的协调性，以此确定城市、特别是城市集聚地区资源供应保障、社会利益再分配（城市与乡村的供水、供电与土地资源等等）、资源开发重大设施（跨流域输水和优质能源长距离输送）的空间组织与环境风险以及社会安全的根本问题。中国城市化健康发展，需要从决策层到民众认识的高度统一，用科学发展观指导我们的行动，构建和谐社会，正确理解中国城市化应当坚持的正确道路与发展模式。这就是21世纪新时代中国城市化健康发展的新策略。
对于城市化健康发展与可持续发展之间关系的讨论并不仅限于学术研究。实际上，各国政府、政治团体和地方政府都对这个问题非常关注，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越来越深入人心。中国城市化健康发展涉及到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方方面面，从综合的角度出发，按照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思想，笔者以为，城市化道路及发展方向应采取以下几个关键性策略。
基本策略之一：建立资源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
由于我国人口众多，资源短缺，我国的国情及其历史基础决定了我国城市化道路必须走可持续发展的健康之路，城市发展保持适度、合理的规模才是理想的模式。
我国是地球上人均资源比较贫乏的一个大国，人均耕地为世界的1/5，人均森林资源为1/6，人均水资源为1/4，人均矿产资源位居世界的第80位，而且贫矿多、富矿少。由于我国不少省市对一些稀缺而又迫切需要的矿种保护不力，出现乱采、过度开采的局面。2004年全国仅有40种矿产能够满足经济发展的最低需求。按照预测，到2010年仅有20种；到了2020年将下降到6种，石油、铁矿56%~58%将依赖进口。同时人口增长过快，农村人口基数大，城乡二元结构明显，地区差异较大，城市化水平目前还比较低。这一切决定了我国今后建立的国民经济体系必须是资源节约型的国民经济体系。每年我国广大农村向全国660个城市输入劳动力人口2000万人，但城市仅能提供900多万个就业岗位，城市居民中每年还有200多万大专院校毕业生、复员退伍军人以及下岗人员仍需就业，仅有的就业岗位还不能满足城市人口的就业问题，供求关系严重失衡。对于人口众多、区域差异大、生产率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有限的大国来说，正确认识自身环境特征和经济的脆弱性，是我国城市化健康发展的基本前提与策略。北京大学周一星教授认为我国今后城镇化水平一年提高0.6~0.8个百分点是比较合适的，如果城镇化每年增加一个百分点，甚至高于此数，那么人均GDP需要增长11%才能够支撑。目前我国的人均GDP超过10%是不可能的。所以，有人认为我国城镇化水平超过1.44个百分点是有风险的，也是虚假的。总之，资源节约型的国民经济体系包括节能、节水、节地为中心的工业生产体系和城市化健康发展体系，努力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方针。
基本策略之二：建立高效安全的城市交通体系
稳定健康的城市化道路，能逐步减轻全国各大中城市的交通压力，使城市交通畅通，节约能源，减轻城市中的汽车尾气及二氧化碳排放量，有益于人民生活的健康，保障城乡人民工作生活的安全。
与传统农业社会相比，现代社会生产方式的最大特征在于高度集聚并产生交通的高速与密集布置。城市功能的完善及其产生的问题与城市生态安全和资源环境利用密切相关。现代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以这种高度集聚方式的集中体现，也正是具有群居天性的人类长期的追求。现代城市不仅具有集聚生活和集聚生产的功能，而且具有集聚消费和集聚污染的功能，进而造成各种“城市病”，造成交通阻塞、大气污染、交通事故等。
当前中国许多大中城市有一种怪现象，城市的更新似乎仅靠大量拆迁、改造老城市来实现。许多城市的规划还是单纯从物质层面来理解一个城市的发展，似乎社会问题靠政府的权力用推土机就能解决。
从当前的情况分析，中国各地的交通事故在世界上居高不下，发生事故的总量及其伤亡人数为世界之最。2002年资料表明，全国因交通引发的事故有77.32万起，共死亡10.94万人，受伤56.21万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33.24亿元人民币。美国一位规划学家认为，一个可持续性的城市“必须具有便于步行、非机动车通行及建立公共交通设施的形态和规模，并具有一定程度的紧缩性，以便于人们之间的社会主动性。”
基本策略之三：城市应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因地制宜，适度发展，同时要建设生态宜居的城市环境
健康的城市化大环境，才能创建最佳的人居环境和工作场所，才能建立良好的生态城市和“宜居”城市。
在城市化进程下，这种数量、规模和面积的改变，使城市产生了质的变化，而且扩大了城市的影响范围。但城市规模不是越大越好，应有一个适度合理的发展，才能体现城市综合效益。北京、上海在50年代，城区人口密度约1.5～2.0万人/平方千米，21世纪初城区人口密度超过2.6万人/平方千米，甚至一些老城区超过4万人的密度。如今的纽约市区每平方公里仅8000人，伦敦市区仅4500人，东京才近万人，北京、上海的人口密度相当惊人。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的未来经济和城市扩展计划，是以现在起作用的力量为基础，他们只能制订加速这类力量的计划，得出这样的结论：特大城市将会普遍化、机械化、标准化，这难道是城市进程的最终目标？
过去一段时期里，不少大中城市追求城市规模的无限扩大，出现许多负面影响。同时，由于地方政府或决策失误，或追求政绩，或满足开发商不合理的要求，在河流上游以及上风向布局污染工业；乱建开发区，盲目建设许多不适合国情的别墅豪宅，严重浪费了有限的资源。房地产的盲目发展造成许多小区高密度、间距小、绿地少的状况，不适合居住。不少开发区不仅乱占耕地，破坏郊区资源环境，而且经济效益很低。还有一些大中城市大建“豪宅”，一个四口之家，往往占有住房面积200~250平方米之多，浪费城市有限的用地空间和居住空间。还有不少郊区农村，不断占地建房，而且大部分原宅居地没有还原为农田，使得农村有限耕地不断减少，造成了农村城市化不健康发展。浙江省调查资料显示，杭嘉湖地区和宁绍平原农村大约有1/5的农村老宅居地未能改造，造成每年约26.4万亩耕地闲置。此种情况在江苏、安徽、湖南、江西等省也普遍存在。
香港许多居民小区（如沙田、浅水湾、屯门、荃湾等），特别是香港市中心处处是高耸的大厦，半空中的街道，远处的风景，新鲜的空气，还有楼宇之间的停车场和公园，正确处理了城市密集化、可持续性及生活质量三者之间的关系。国内许多地方尤其是北方很多城镇，规划布局喜欢大马路、大广场，城镇规模偏大。河北省调查显示，石家庄、沧州、唐山等市域农村，城镇人均用地超过建设部有关规定，高达160~170平方米/人，全省共有937个建制镇，如果乡村集镇每人节约用地50平方米，那么全省建制镇人口840万，可以节约用地6.4万亩。香港的经验与做法，为我们旧城改造与集中紧凑发展城市居住地，合理使用有限的土地资源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基本策略之四：在城市化过程中，应严禁过度开采地下水，适当限制超高层大楼的盲目建设
我国许多超大城市，到处是一片繁忙的“工地”，全国每年生产出占全世界60%的水泥（2004年中国水泥生产量高达10亿吨），全国660个城市和2.1万个建制镇消耗量几乎占到全国水泥生产量的85%。因此，许多大中城市大量引进外资，建造高楼大厦。来自上海市规划局有关资料表明，到2004年底，全市超过18层以上的高楼已有4000多幢，而且还有850幢在建。
由于各大中城市工业发展与居民区大量兴建，大量超采地下水源，造成一些城市出现严重的地面沉降现象。以西安为例，由于几十年来无节制地超量开采地下水，大量建设高层楼房，造成城区地面沉降严重。作为古城重要标志之一、有1300余年历史的大雁塔已下沉了1198毫米，并向西倾斜达886毫米。由于市区内各个区域沉降发展不均衡，已经出现了11条明显的地裂缝，总长度达76.68千米，严重影响到市区建设与社会的安全发展。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有50多个城市和地区出现地面沉降现象，总面积达5万多平方千米，比如上海、宁波、嘉兴、苏州、无锡、常州、保定、德州、阜阳等城市，其中上海的地面沉降现象较为严重。上海地面沉降的主要原因是地下水过度开采与房屋建筑过多。
基本策略之五：树立建设生态城市的长远目标，促进城市现代化，建立严格的城市管理制度
我国的城市必须建立严格的城市管理制度，尤其是建立城市治理、管制与社会安全体系，这是我国现代化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今后，不仅要提高城市领导的管理水平与领导艺术，实行数字城管，提高城管效率，提升城管现代化水平，而且还要提高全体市民的文化科技水平，提高城乡人口的素质，重视城市现代化的建设水准，逐步缩小城乡差别，走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
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模式，大部分依赖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益的粗放型路子，沿海一些大中城市如北京、天津、沈阳、上海、南京、济南、唐山、淄博、宁波、广州等等，都成为我国重化工、重型机械、钢铁、建材等工业的集中地，不仅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对城市的生态环境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以江苏省为例，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要占用4.5万亩土地、消耗4.5万度电，能源消耗高出美国6.9倍、日本8.8倍。分析可知，增强城市经济管理水平多么重要，党中央、国务院多次强调的，用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多么重要。
总之，根据能量守衡定律和生态学的基本理念，将国家城市化发育与资源环境基础开发纳入到“人地关系”协调机理的大系统框架中来。具体而言，就是将国家和地区城市体系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人类生态系统，以此探讨这一系统的生存与发育过程的物质能量守衡和交换状态，以及实现这种守衡和交换的资源环境保障基础和有效空间组织。必须引起注意的是，要强调城市化速度、城市总人口规模、功能和空间结构变化与自然生态系统发育两者之间的协调性，以此确定城市、特别是城市集聚地区资源供应保障、社会利益再分配（城市与乡村的供水、供电与土地资源等等）、资源开发重大设施（跨流域输水和优质能源长距离输送）的空间组织与环境风险以及社会安全的根本问题。中国城市化健康发展，需要从决策层到民众认识的高度统一，用科学发展观指导我们的行动，构建和谐社会，正确理解中国城市化应当坚持的正确道路与发展模式。这就是21世纪新时代中国城市化健康发展的新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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