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城市病关键在于拓宽公众参与

　　【编者按】
　　迅猛推进的城镇化呈现了中国现代化的重要轨迹，但在城乡变迁过程中，发展的扩张性与规划的约束性构成了尖锐矛盾，因错误决策、无序建设等酿造的“城市病”不断滋生，公共利益与公民权益的冲突也日趋剧烈。要摆脱这些囚徒式困境，根本出路是拓宽公众参与、社会监督等民主化渠道。
　　城市病了
　　上世纪80年代中期，笔者初到北京，就读于北三环附近的一所大学。其时，北京三环路只竣工一半，北三环一带尚属城乡结合部，楼宇与农田错落有致，车流稀少，环境幽雅……
　　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北京已如吹气球一般急速膨胀起来，一条条宽阔大道劈开绿野，一座座高楼大厦挤走良田，摊大饼似的环路已扩张到了四环、五环直至六环。昔日僻静的北三环成了喧嚣的闹市区，毗连密布、竞比天高的楼群中，只剩下中国农科院的一块实验田令人依稀想起往日的模样。
　　与这片繁华景象相伴的，却是日趋恶劣的生存环境：摩肩接踵的如潮人群，每天上下班耗费数小时的拥堵交通，扑鼻而来的汽车尾气，越来越偏远、昂贵的住房，永远排着长队的医院、邮局、银行……被这些“生活的烦恼”所折磨的人们，除了无奈地发发“北京不适合人类居住”之类的牢骚，只能日复一日地忍受下去。
　　北京城的变迁，只是中国自上世纪80年代起快速起飞的城镇化进程的一个缩影。建设部的统计表明，截至2006年底，我国城镇人口已达5.77亿人，城镇化水平达43.9%；1978年到2005年，我国城市总数由193个增加到661个，城市人口增加了三至四倍。建制镇数量则由2173个增加到19522个。
　　近年来，在“打造国际化大都市”的狂热目标驱动下，许多城市都患上了“巨人症”，迅速“增肥”数倍甚至十多倍。有专家警告说：城镇化的无度发展、人口与产业的过度集中，“已导致了区域间人居环境不平衡、城市环境问题突出、城市土地消耗速度惊人等一系列影响人居环境整体质量的问题。”以北京为例，北京的水资源最多能承载1800万人，但目前已有近1700万人口常年生活在北京，北京的“断水”之劫已不是危言耸听。
　　在盲目扩张的同时，不少城市由于规划不当、建设无序，滋生了各种各样的“城市病”：城市空间任意肢解、功能区域胡乱布局、道路管网反复开膛、乱盖乱建永无休止、市政设施紧缺老化……凡此种种，令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更加脆弱。典型一例是，去年夏天，由于北京部分郊区的排水管道“跟不上”急剧增长的住宅小区，暴雨一来，就有数十个小区陷入一片泽国，受灾居民损失惨重、怨声载道。
　　老城市急剧膨胀之际，小城镇也不甘示弱。前些年，“县改市”是一些地方无比热衷的一大游戏，仅仅为了从“县长”变成“市长”，一哄而起的城镇建设就成了脱缰野马。圈一片地，盖几栋房屋，修几条水泥路，城镇化就算“大功告成”了。然而狂热的攀比过后，由于缺少资本、产业等实质性支撑，那些杂草丛生的房屋、锈迹斑斑的基础设施终究难逃被废弃的命运。
　　在美国、日本等国的城市化历史上，因放松城乡规划，都曾出现过严重的地价飞涨、房屋投机、环境恶化等严重社会问题，令人遗憾的是，我们似乎又在重蹈覆辙。
　　遗失的文化之魂
　　“从南走到北，从东走到西，除了高楼大厦还是高楼大厦，所有的城市都长成了一个模样。”一位规划专家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在一波波跟风模仿的“现代化”热潮中，在一轮轮彰显“政绩”的旧城改造行动中，收藏着无数历史记忆的白墙黑瓦、小桥流水、江南水乡、岭南民居“变身”为高速公路、工业园区、摩天大楼等冰冷的钢筋水泥丛林。布局相似、风格雷同的城市街区泛滥成灾，各地的民族风格和地域特色日渐消失，城市面貌正急速走向“千城一面”的趋同化危机。
　　半个多世纪前，北平的和平解放使这座璀璨古城幸免战火。然而时至今天，在规划、建设新北京的号角中，城墙、宫门、牌坊、胡同、琉璃瓦、四合院等“老北京标记” 纷纷倒塌、化为废墟。据统计，目前北京仅剩的25片保护区还不到老城面积的17%。与此同时，有“中华第一街”之称的长安街因建筑风格盲目模仿、混乱不堪，被众多批评者戏称为“世界建筑之窗”。
　　截至2007年4月，我国已确定了107座历史文化名城和80个历史文化名镇(村)。但在城乡规划与建设过程中，乱拆滥建、割裂传统的败家子行为仍不绝如缕。一位长期关注历史名城命运的记者记下了这样一份沉重的名单——鸦片战争战场定海古城夷为平地；长沙福源巷37号“左公馆”一夜之间被铲平；襄阳部分宋明城墙一夜之间被推倒；遵义会议会址周围的历史建筑一拆而光；安阳穿城修路严重破坏历史街区；福州的三坊七巷名存实亡；南京老城已经拆迁改造完毕；济南投入22亿“巨资”拆迁了44万平方米、43个片区，大量特色街道消失在推土机轮下；开封覆盖着现代化的草坪；郑州以“一路、一区、一城”为标志，古城全部翻新……
　　据专家估计，最近二十多年来，我国各地以建设名义对旧城的破坏，已超过了过去的一百年。耐人寻味的是，一些地方虽然整天将“保护”挂在嘴上，却将历史文化遗产当成旅游产业的摇钱树，不计后果地超载利用。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一些地方大肆拆毁旧城区、老建筑后，又花大本钱建起大量仿古建筑、“明清一条街”等等，并以这些“假古董”、“伪民俗”谋利生钱。这种过分的人工化、商业化，实乃以“保护”之名行破坏之实。
　　城市或乡村的魅力，并不在于拥有多少高楼大厦、开阔大道，而在于是否具有深厚的历史传统，以及承载这些文化底蕴的旧城土墙、古宅深巷。遗憾的是，“发展”的欲望往往驱走了理性的规划，并且种下不可挽回的恶果。
　　罪过之笔令城市畸形发育
　　“轰隆隆”几声闷响过后，一幢高67米、共22层的大楼在阵阵尘土中缓缓倾倒，坍塌成废墟。这是今年1月6日早晨发生在杭州西子湖畔的一幕场景。被爆破拆除的是浙江大学湖滨校区3号楼，这幢耗资两千多万元人民币的大楼设计寿命为100年，如今仅仅使用了13年就寿终正寝。
　　大楼虽倒，争议未平，有人大声叫好，有人惋惜不已。然而争来争去，说到底都是“规划惹的祸”。该大楼距西湖仅500米，号称西湖第一高楼，却严重破坏西湖景观。当年规划之时就引发了质疑，最后却依然付诸实施。而按照新的规划，该大楼所在的地块将重新建设成一个购物、休闲和娱乐中心。在这笔收益巨大的土地交易中，开发商和出让方都已各取所需。只是，谁来为当年的规划失误负责？又由谁来赔偿那灰飞烟灭的巨额投资？
　　城乡规划事关一个地区的可持续发展，理应综合考量经济增长、资源约束、环境保护等各项指标，然而常见的情形却是，城乡规划必须服从“经济大局”、“政绩需要”甚至是“时尚潮流”。一位规划专家就尖锐地批评说：“‘大学城’的概念时兴了，就开始拆大学，炸高楼；CBD的概念时兴了，就开始拆文物，造个欧式大广场；‘申遗’时兴了，就开始拆民房，造个假古董搞旅游……”
　　随着土地有偿使用、住房商品化等改革措施的推行，土地资源成了最诱人的金矿。而通过城建规划大肆“圈地”、腾挪地块、反复拆建等等，成了一些地方政府最便捷的逐利之道。一些地方政府、腐败官员甚至与房地产商沆瀣一气，看见哪块地好，就炮制一份“规划”圈地盖楼，分享巨额暴利。有人形象地斥其为“开发商领导，市长决策，规划局执行”。
　　河南某市一位市民愤怒地控诉说：“我们这里正在搞一个匪夷所思的规划，1998年才完工、业主入住还不到十年的一个小区，现在又要开发了。该住宅小区当初是按规划兴建的，但因为现在已地处黄金商业街区，政府又搞了一个建酒店的新规划，并以两万元一亩的价格出卖了地皮，被强制拆迁的业主都被统一安置到远郊区。如此规划来规划去，老百姓还有安全感吗？把一辈子的血汗钱都折腾光了，老百姓怎么受得了？党啊，中央政府啊，快治理一下这种所谓的‘规划’吧！”
　　政府权力滥用，领导意志包揽，这是一些规划沦为“政绩”工具甚至充满铜臭气的根本原因。据圈内人士披露，上级领导通过写条子、打招呼等形式操纵规划、变更规划已成为一种潜规则。一些规划人员为了明哲保身，都有长期保存领导批示的“习惯”。
　　盲目跟风的错误规划、独断专行的“长官规划”乃至“以图寻租”的腐败规划等等，带来是贻害子孙的灾难性后果，让我们记住这样一句警言——一支罪过之笔可令一座城市畸形发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