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诺亚方舟的集体缺失
admin
2008-0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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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突如其来的巨大灾难，将平时很难引起注意的城市应急避难设施带入了人们的视野。 汶川地震发生时，全国很多城市震感强烈。人们纷纷跑下高楼，试图逃往空旷场地，但很多
一场突如其来的巨大灾难，将平时很难引起注意的城市应急避难设施带入了人们的视野。
汶川地震发生时，全国很多城市震感强烈。人们纷纷跑下高楼，试图逃往空旷场地，但很多人跑到地面才发现，四面高楼林立，竟然找不到一个特别开阔的地方。“目前在人口稠密的现代城市，越来越难找到能临时避难的空旷地带了。”不少市民担忧，一旦发生灾难，他们可能无处可逃。
应急避难场所，就是现代都市里的“诺亚方舟”，在危急发生时给人们带来生存的希望。
“对于非灾区城市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吸取教训，做好防灾、抗灾准备，普及民众应灾意识，将具体规划落到实处。”北京清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公共安全所所长顾林生认为。
难觅“诺亚方舟”
众所周知，我国地域辽阔，地理和气候条件复杂，这也就造成了自然灾害频繁发生。
有资料表明，全国位于地震烈度大于或等于7度的城市占城市总数的45%；全国70%以上的大城市、半数以上人口和76%以上的工农业分布在气象灾害、海洋灾害、洪水灾害和地震灾害都十分严重的沿海及东部平原丘陵地带。
虽然我们的诸多城市都面临着自然灾害的威胁，但据记者了解，我国城市的灾害应急能力却很脆弱。除了北京、上海、唐山等少数几个城市，多数城市都看不到城市应急避难场所的踪影。即使有些地方建成了城市应急避难场所，但是数量很少，规模也很小，难以满足应急需要。
广州市的人口接近1000万，但是目前仅仅建成3个应急避险场所，只能为6万多人提供生存保障。
西安市也只有3个应急避难场所，只能供8万多人紧急避难，而且场所的设施也不够完善，饮水、如厕等生活服务无法完成。其中，曲江国际会展中心广场在这3个应急避难场所中的编号为00001，但是连在广场执勤的保安都很难找到这个广场的应急避难指示牌。更有甚者，在应急避难场所编号为00003号的兵工社区绿地的一侧，还有一座新建的高层建筑。
“很多城市都只是零星有些试点，并没有系统地规划，有规模地去做。”顾林生也表示，目前中国大多数城市的应急避难场所都没有做到位。
相关专家也指出，在一些已经建成应急避难场所的城市，由于缺乏宣传，市民既不知道应急避难场所的设置地点，也不了解一旦发生灾难时如何使用，结果这些设施还是形同虚设。
未雨绸缪
“一旦地震或特大火灾等灾难来临，城市居民要在政府组织下实施快速疏散安置，并保障其基本生活。应急避难场所的建设，正是这样一种未雨绸缪的安排。”顾林生认为，为市民提供灾后临时栖息的场所通常要保证人们可停留一天至两个月。
顾林生表示，在进行城市规划时就应该预留出应急避难场所的建设用地，并且在新城的建设中，将这些用地落实到应急避险上。而对于那些已经建设好的老城区来讲，一方面应对周边的公共设施进行改造，另一方面还要制定将该地区居民疏散转移到其他地区避难的应急疏散预案。
据记者了解，根据不同功能和性质，避难场所用地可以分为公园型、体育场型和小绿地型，紧急避难场所人均面积标准为1.5到2.0平方米，长期固定避难场所主要为城市公园、区级公园、大型体育场、学校操场，人均用地面积标准为2.0到3.0平方米。
在应急避难场所位置的选择上，则需要距离居民住宅和人流量较大的公共建筑比较近。一般说来，临时紧急避难场所要距离住宅区服务半径500米，即步行5到15分钟内到达为宜。长期固定的避难场所服务半径定为2000米到5000米为宜，即步行0.5到1小时内到达。
此外，应急避难场所用地应平坦，易于搭建帐篷及临时建筑，并配备自来水管等基本设施，以满足临时避难及生活需要，特别是要考虑设置厕所的可能性，若在场所内无法解决，应制定就近如厕的方案。长期固定的避难场所除达到一般紧急避难场所建设的要求外，还要有较完善的所有“生命线”工程要求的配套设施，如配套建设应急供水、应急厕所、救灾指挥中心、应急监控、应急供电、应急医疗救护、应急物资供应用房、应急垃圾及污水处理设施，并配备消防器材等，有条件的还可以建设洗浴设施，设置应急停机坪。
亡羊补牢
顾林生指出，应急避难场所规划建设不仅是个系统工程，还涉及人防、消防、卫生、防疫等多个部门，需要政府组织协调，整合各部门资源，这更是一个长期的工程。
汶川大地震后，全国各个城市纷纷开始反思和部署城市应急避难体系：地震发生第二天，成都就确定、公布了26个公共设施成为成都首批应急避难场所；厦门方面将开辟110个避难场所；为完善地震应急预警机制，山东省日前完成了强制性地方标准《地震应急避难场所标志》的制订工作，现已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广州市地震办日前则与规划局协商，争取把避难场所建设纳入全市总体规划，在公园、广场、绿地和学校操场推广建设；合肥市计划用3～5年实现应急避难场所在社区的全覆盖；上海市政府应急办公室近日也明确回应了一份名为《增设灾害避难场所和标识完善上海应急体系建设》的政协提案，表示采纳提案的建议。
相关专家表示，这么多城市采取措施，进一步加强应急避难场所建设和防灾工作，是对汶川地震的一种理性的回应。链接日美经验在日本阪神大地震中，避难者最愿意选择的应急避难场所是城市各个社区中的小学，这同时也是日本《灾害救助法》中规定的临时避难适用场所之一。
除将应急避难场所写进立法之外，日本扩建应急避难场所的速度也很快。以东京为例，1968年至2000年，已由42个指定避难场所迅速扩建至172个，扩建数量增加3倍有余。
另外，在日本城市规划中预留的大面积公园、广场、绿地等开放空间，另一个用途就在于受灾时临时搭建窝棚、简易房。符合政府相关要求的民间设施也往往被征用为临时避难场所。
在美国，针对不同灾种往往会设置不同的应急避难场所。比如，考虑到应尽量远离门、窗、外墙的原则，地下室或房间内部最低角落是面对龙卷风袭击的美国民众最直接的应急避难场所。
汶川地震发生时，全国很多城市震感强烈。人们纷纷跑下高楼，试图逃往空旷场地，但很多人跑到地面才发现，四面高楼林立，竟然找不到一个特别开阔的地方。“目前在人口稠密的现代城市，越来越难找到能临时避难的空旷地带了。”不少市民担忧，一旦发生灾难，他们可能无处可逃。
应急避难场所，就是现代都市里的“诺亚方舟”，在危急发生时给人们带来生存的希望。
“对于非灾区城市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吸取教训，做好防灾、抗灾准备，普及民众应灾意识，将具体规划落到实处。”北京清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公共安全所所长顾林生认为。
难觅“诺亚方舟”
众所周知，我国地域辽阔，地理和气候条件复杂，这也就造成了自然灾害频繁发生。
有资料表明，全国位于地震烈度大于或等于7度的城市占城市总数的45%；全国70%以上的大城市、半数以上人口和76%以上的工农业分布在气象灾害、海洋灾害、洪水灾害和地震灾害都十分严重的沿海及东部平原丘陵地带。
虽然我们的诸多城市都面临着自然灾害的威胁，但据记者了解，我国城市的灾害应急能力却很脆弱。除了北京、上海、唐山等少数几个城市，多数城市都看不到城市应急避难场所的踪影。即使有些地方建成了城市应急避难场所，但是数量很少，规模也很小，难以满足应急需要。
广州市的人口接近1000万，但是目前仅仅建成3个应急避险场所，只能为6万多人提供生存保障。
西安市也只有3个应急避难场所，只能供8万多人紧急避难，而且场所的设施也不够完善，饮水、如厕等生活服务无法完成。其中，曲江国际会展中心广场在这3个应急避难场所中的编号为00001，但是连在广场执勤的保安都很难找到这个广场的应急避难指示牌。更有甚者，在应急避难场所编号为00003号的兵工社区绿地的一侧，还有一座新建的高层建筑。
“很多城市都只是零星有些试点，并没有系统地规划，有规模地去做。”顾林生也表示，目前中国大多数城市的应急避难场所都没有做到位。
相关专家也指出，在一些已经建成应急避难场所的城市，由于缺乏宣传，市民既不知道应急避难场所的设置地点，也不了解一旦发生灾难时如何使用，结果这些设施还是形同虚设。
未雨绸缪
“一旦地震或特大火灾等灾难来临，城市居民要在政府组织下实施快速疏散安置，并保障其基本生活。应急避难场所的建设，正是这样一种未雨绸缪的安排。”顾林生认为，为市民提供灾后临时栖息的场所通常要保证人们可停留一天至两个月。
顾林生表示，在进行城市规划时就应该预留出应急避难场所的建设用地，并且在新城的建设中，将这些用地落实到应急避险上。而对于那些已经建设好的老城区来讲，一方面应对周边的公共设施进行改造，另一方面还要制定将该地区居民疏散转移到其他地区避难的应急疏散预案。
据记者了解，根据不同功能和性质，避难场所用地可以分为公园型、体育场型和小绿地型，紧急避难场所人均面积标准为1.5到2.0平方米，长期固定避难场所主要为城市公园、区级公园、大型体育场、学校操场，人均用地面积标准为2.0到3.0平方米。
在应急避难场所位置的选择上，则需要距离居民住宅和人流量较大的公共建筑比较近。一般说来，临时紧急避难场所要距离住宅区服务半径500米，即步行5到15分钟内到达为宜。长期固定的避难场所服务半径定为2000米到5000米为宜，即步行0.5到1小时内到达。
此外，应急避难场所用地应平坦，易于搭建帐篷及临时建筑，并配备自来水管等基本设施，以满足临时避难及生活需要，特别是要考虑设置厕所的可能性，若在场所内无法解决，应制定就近如厕的方案。长期固定的避难场所除达到一般紧急避难场所建设的要求外，还要有较完善的所有“生命线”工程要求的配套设施，如配套建设应急供水、应急厕所、救灾指挥中心、应急监控、应急供电、应急医疗救护、应急物资供应用房、应急垃圾及污水处理设施，并配备消防器材等，有条件的还可以建设洗浴设施，设置应急停机坪。
亡羊补牢
顾林生指出，应急避难场所规划建设不仅是个系统工程，还涉及人防、消防、卫生、防疫等多个部门，需要政府组织协调，整合各部门资源，这更是一个长期的工程。
汶川大地震后，全国各个城市纷纷开始反思和部署城市应急避难体系：地震发生第二天，成都就确定、公布了26个公共设施成为成都首批应急避难场所；厦门方面将开辟110个避难场所；为完善地震应急预警机制，山东省日前完成了强制性地方标准《地震应急避难场所标志》的制订工作，现已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广州市地震办日前则与规划局协商，争取把避难场所建设纳入全市总体规划，在公园、广场、绿地和学校操场推广建设；合肥市计划用3～5年实现应急避难场所在社区的全覆盖；上海市政府应急办公室近日也明确回应了一份名为《增设灾害避难场所和标识完善上海应急体系建设》的政协提案，表示采纳提案的建议。
相关专家表示，这么多城市采取措施，进一步加强应急避难场所建设和防灾工作，是对汶川地震的一种理性的回应。链接日美经验在日本阪神大地震中，避难者最愿意选择的应急避难场所是城市各个社区中的小学，这同时也是日本《灾害救助法》中规定的临时避难适用场所之一。
除将应急避难场所写进立法之外，日本扩建应急避难场所的速度也很快。以东京为例，1968年至2000年，已由42个指定避难场所迅速扩建至172个，扩建数量增加3倍有余。
另外，在日本城市规划中预留的大面积公园、广场、绿地等开放空间，另一个用途就在于受灾时临时搭建窝棚、简易房。符合政府相关要求的民间设施也往往被征用为临时避难场所。
在美国，针对不同灾种往往会设置不同的应急避难场所。比如，考虑到应尽量远离门、窗、外墙的原则，地下室或房间内部最低角落是面对龙卷风袭击的美国民众最直接的应急避难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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