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生态城市：早产的乌托邦
东滩生态城概念图
“世界上第一个生态城市”在哪儿？
如果一切能按照时间表顺利进行，“世界上第一个生态城市”——东滩生态城现在应该正在如火如荼的建设之中。根据计划，东滩这个大上海城边上杂草丛生的小岛一角，将被建设成为一个可以容纳5万人的高能效城市，城市垃圾将被循环利用于发电，海边将安装上小型的风力发电机。最初的时间表显示东滩的第一阶段建设将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之前建成，向世人兑现其建设绿色未来的承诺；然后，经过30年的持续建设后，这里最终将成为能够容纳50万人的大型生态城。
东滩景区被废弃的草屋
东滩鸟类国家A级自然保护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曾经拼命鼓吹生态城项目的领导因为腐败被撤职查办，而当地的环保人士和学者近来也纷纷指出生态城其实并不环保——计划中的建筑大多是稀有候鸟的栖息地。如今，当记者来到东滩时，这里几乎没有什么建筑，原住民大多离开当地去上海开出租车谋生，而国内外津津乐道的生态城工程在当地鲜有人知。通亚公司（AccessAsia）的创立者之一保罗说：“这里没有开展过任何工程，事实恰好相反，早先建设的旅游中心刚刚关闭。”那么，“世界第一生态城市”，在哪儿呢？
“世界第一村”之惑
黄柏峪生态概念图
黄柏峪，辽宁省本溪市一个普通的小山村，因为“黄柏峪可持续发展示范村工程”而名扬天下，以至于该村的网站自称“世界第一村”。推广干草和泥压缩制成的“生态友好砖”盖房是工程的部分目标之一，然而2006年先期完成的42户人家中，仅有少数是按照要求进行的，因为他们根本无法承受改建所需成本。同时，改造也根本没有考虑到当地的实际情况。比如说，很多新房建有车库，而当地没人家有汽车。许多村民拒绝搬进新房，因为新院子太小不足以饲养牲口，将会严重影响家庭生计。
实拍黄柏峪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人类学博士仙农对黄柏峪村进行了深入研究后在《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撰文指出，“这个广受推崇的项目，为当地的政府官员赚够了名声和来自外国公司的金钱；然后他们功成名就获得升迁，将那些他们本来的服务对象（村民）留在身后。”
早产的“乌托邦”
在媒体铺天盖地的赞誉中，东滩、黄柏峪以及其它广受赞誉的生态城市工程似乎象征着未来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希望。事实上，他们不是流产在工程图纸上就是在坍塌在粗制滥造中，这样的结果并不出人意料。这些生态城市大多由世界知名的建筑工程公司设计，他们在不了解中国国情和当地居民切实需求的情况下，匆匆忙忙地设计了这些“乌托邦”。
在快速发展的中国，夸夸其谈者很容易大行其道。中国战略发展伙伴（ChinaStrategicDevelopmentPartners）的创始人和常务董事理查德说：“我总是惊讶于生态城市在中国看上去是如此简单易行。起初，人们鼓吹这是中国在实现对环境保护的承诺，似乎再多的溢美之词都不够；然而不久，它们又如流星一般陨落。”这或许可以让在中国的外国人更加深刻地理解一句话：一切皆有可能！
最初的设想很多是没有经过实地调研的，人们往往通过简单的相似就得出相同的结论，这必然导致失败。东滩和黄柏峪遭遇的困难并非不可避免，这些工程的命运确实给中国好好上了一课。
中国成了世界新技术的实验室
不管人们乐意与否，中国的确已经成为了世界最新技术的实验室，全球的设计师都来中国实现他们关于未来的构想。外国建筑师为北京设计了许多地标性的建筑，国家大剧院、鸟巢、水立方以及央视新大楼等等，让人目不暇接。这些新潮的设计汇聚了世界眼球，似乎诠释着中国急于向世界展示自己的期望，然而，它们确实也带来了巨大的失望——那些失败的生态城市工程。太平洋环境组织的中国项目主任文波特别强调道，国外对这些失败项目的了解程度远远超过中国人自己，他说：“一些经验丰富的国际公司，包括来自英国的建筑公司和来自美国的WilliamMcDonough事务所分别参与了东滩和黄柏峪的设计，在我看来，他们应该为项目遭遇的困难承担部分责任。”
中国成了世界建筑师创意试水的圣地
事实上，东滩生态城的设想最初来自麦肯锡咨询公司，项目的工程和环境技术来自英国的团队，包括大型工程公司Arup，建筑公司DavisLangdon，环境发展公司Eco-EnergyCities和在回收利用技术上有尖端成果的东安哥拉大学。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甚至在2005年为东滩生态城项目大唱赞歌，将其称为中-英关系紧密的明证。
Arup绘制的东滩生态城的位置
Arup为东滩生态城做的展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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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滩生态城问题被曝光后，Arup虽然继续保持着与中方的项目合作，但其在最近的新闻稿和公开声明的遣词造句方面倍加小心，对于工程是否已经开建含糊其辞。Arup的发言人也拒绝对此进行评论。
设计了黄柏峪的WilliamMcDonough，《从摇篮到摇篮》的作者，更是美国绿色建筑运动的旗帜。多年以前他充满感情的演说代表了那些来中国实现生态城市梦想的设计者的雄心壮志：“当我结束这里的工作，我将为世人呈现一个崭新的城市。根据《从摇篮到摇篮》的设想，我们正在为中国政府进行12个样板城市的设计，在12年内为4亿人的住房提供改造草案。”如今，随着媒体对生态城市的批评越来越多，McDonough的公司以及他的合伙人都不再重视与中国的合作了。公司的公关主任KiraGould声称：“McDonough过去的确在对中国的生态城市进行概念设计时从来没有进行过具体的社区设计。”
利益纠葛与政治斗争
那么，是什么导致了这些项目的最终失败？
正如保罗解释的那样，关于实际投资方的争论是东滩生态城最终失败的原因之一。双方——Arup和上海工业投资公司，都认为对方应该为工程埋单。因此，Arup认为他们是为中方提供一个项目创意，并为之进行设计，中国人可以花一大笔钱从他们手里买走设计后自己来建设；而中方则认为自己提供了土地，Arup将会进行设计建设，然后他们可以从Arup手中免费得到一个生态城市。
东滩生态城的另一个绊脚石就充满政治意味了。东滩生态城的坚定支持者，前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在2008年因为贪污受贿和滥用权力被判处18年有期徒刑。这样，东滩生态城项目就停滞下来，变成了一个烫手山芋，陈良宇的继任者对其唯恐避之而不及。中美清洁能源合作组织主席PeggyLiu说：“在很大程度上，东滩生态城项目的搁浅是因为上海市委书记的更迭。”
黄柏峪村的问题则主要来自于缺乏对当地群众切实需求的认。如果没有跟当地群众进行深入交流咨询，对一个外国设计师来说，将一个种地的农民转变成为城市居民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即使他的确是怀揣着一片好心。要知道，建设一个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社区，不仅仅是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而必须使之与周围环境和谐，必须要宜居。如果绿色发展让人们承受不起，那么其蓝图一定存在问题。
其他生态城市现象的观察家认为，东滩生态城的意义被媒体过分夸大了。目前，新加坡与天津市政府的合作看起来充满希望，这是因为这个生态城项目的总体规划、投资、建设、运转和维持都是同一个团队，换句话说，就是只有对生态城进行长远投资形成共识，成功才有可能。当然，四分之三人口都是华裔的新加坡与中国在文化传统上的亲近也是重要原因。
生态城市在中国报道得越来越少了，刚刚起步的计划还很难在短期内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如今，中国对绿色建筑的热情明显盖过了从零开始设计新的城市。“让建筑师和开发商心甘情愿地去遵循强制性的建筑标准显然更重要”，徐波说，“相比之下，这些计划中规模宏大的生态城市却并不是生态友好型的。”
作者简介：克里斯蒂娜·拉尔森是一个关注国际环境问题的记者，穿梭于中国的七个省市、柬埔寨、越南和泰国进行报道，她的作品发表在《纽约时报》、《华盛顿月刊》等知名媒体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