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中国城镇化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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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3-12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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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到国家粮食局科学研究院考察调研时指出，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关键是提高“人”的生活质量；要走集约、节能、生态的新路子，防止违反规律人为“造城”，以免出现“有城无市”和唱“空城计”。
今年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到国家粮食局科学研究院考察调研时指出，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关键是提高“人”的生活质量；要走集约、节能、生态的新路子，防止违反规律人为“造城”，以免出现“有城无市”和唱“空城计”。
“长期以来许多地方都把推进城镇化简单地等同于城市建设，过于注重城市建成区规模的扩张。不少专家统计，我国城镇化速度与工业化的进程相差15个百分点，人口的城镇化严重地落后于土地的城镇化。大量的土地已经划成了市区，但是大量的人口并没有相应成为市民，专家把这种城镇化叫做半城镇化或伪城镇化。”2012年12月8日，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尹中卿在主题为“十八大精神与中国新型城镇化道路”的第二届中国城市管理高峰论坛上说。
“伪城镇化”现状之下，新型城镇化被提到战略高度。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动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并提出2020年“城镇化质量明显提高”的目标。新的道路虽被明确，但传统的思路和模式仍在发酵。新型城镇化的进程如何推进？模式、权益和制度瓶颈如何破解，决定着这片国土上城市与乡村的命运。
追逐指标的现实
2013年1月9日，四川省泸州市经济工作会暨酒业发展会对媒体透露，2012年泸州市城市发展实现“双百” [spc]目标，即城市建成区面积达到101.05平方公里、城市人口100.97万人，迈入了特大城市行列。
该标准仍是援引已废止的《城市规划法》中的界定，即市辖区非农业户籍人口或常住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为特大城市（其中超过200万的为超大城市），50万-100万为大城市，20万-50万为中等城市，10万-20万为小城市，不满10万的为城镇。该法于2008年1月1日废止，但同时实施的《城乡规划法》没有设定城市规模的条文。目前中国尚未从立法的层面对城市规模概念进行定义。
泸州只是中国众多正在急剧“升级”的城市之一。2011年3月2日山东省城市化领导小组下发《关于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工作的通知》，明确3到5年内，将即墨、胶南、滕州等10个中等城市发展成为5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把章丘、胶州等中小城市发展成为实力较强的中等城市；其他县城要建设成为经济实力雄厚的小城市。
城市的迅猛“长大”已成为当下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突出特征。而迅猛扩张背后，国家层面的指标规划似也成为助推的动因之一。2009年2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编制的《全国城镇体系规划》中，重庆跻身为第5个国家中心城市。“十二五”期间，重庆主城九区将形成1000万至1200万人口的特大级中心城市；以万州、涪陵、黔江、江津等六大区域性中心城市加上长寿，又会形成一个人口超600万的城市群。
武汉亦在“追梦”国家中心城市。武汉市已提出要尽快迈入GDP万亿俱乐部，进入全国副省级城市三甲，并再用5年左右使经济总量突破2万亿元。
“大规划”下的行动逻辑
国家中心城市的概念发端于2005年，是国家住建部所编制的《全国城镇体系规划（2005-2020）》中提出的城镇体系规划中城镇层级的概念，处于城镇层级中的最高位置。2010年2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的《全国城镇体系规划》明确提出建设北京、重庆、天津、上海、广州五大国家中心城市，沈阳、南京、武汉、深圳、成都、西安六个区域中心城市。
安徽省委常委、合肥市委书记吴存荣曾在接受采访时谈道，行政区划对经济发展影响很大，“以前我们讲行政界限不能成为发展的鸿沟，但实际上就是鸿沟。”吴存荣说，在以前，合肥人均地域面积和人口规模在全国省会城市中排在20位以后，行政区划调整后现在排到12到14位水平，“最近10年推动经济增长的主引擎在城市经济，安徽经济发展亏就亏在没有中心城市带动”。
而早从2001年起，全国范围内不同类型的城市都做起了“大规划”，领头的是直辖市和省会城市。中科院院士陆大道曾对此期间的造城风波做过调查，他说，“大规划”在2003年至2004年达到一个高潮。据不完全统计，那时有48个城市提出要建“国际大都市”。
“大规划”之风，不久即从大城市吹至中小城市。一些城市的政府领导要求按现有人口和产业规模的两倍乃至三四倍进行规划。
城市病在2012年发威
30多年间，城镇化率从1980年的19.4%增加到2011年的51.27%，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而这样的“拐点”背后，一些大城市痼疾缠身、风貌消失、交通梗阻，食品垃圾化，社会矛盾显性化在“蚁族”、房奴、车奴、口罩族的背后，“宜居”似乎近在眼前又似乎渐行渐远。
2013年1月，雾霾锁中国。这或将成为中国不少城市有史以来空气质量最糟糕的时期之一，多个城市的居民已被警告尽量减少外出时间。1月16日，中国科协召开的“科学家与媒体面对面”活动上，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王庚辰预计，北京能达到空气环境新标准还需10年以上。
不少网民吐槽北京由“首堵”变为“首毒”，然而“毒”已至，“堵”未消。“从现场到医院不到3公里的路，足足走了40分钟！”2012年12月8日120北京一个急救中心的王医生在微博上说，车内病人因此错过最佳治疗时机，遗憾丧生。
在舆论的反思声中，社会车辆“不让道”领受了大部分指责，而“无道可让”则是另一重无奈现实。最新出版的《国际城市发展报告（2013）》指出，全球人口日益集聚在城市，到2050年预计平均每个城市居民每年花在交通拥堵上的时间将达到每年106小时。
大城市的硬伤当然还远不止于空气和交通，城市病症的治理已成为城市管理者亟需破解的课题。
乡村远去
乡村消逝，意味着对城市提供支持的源头日益枯竭。放眼城镇化大局，城乡协调发展才是大势所趋，但眼下的现实似是一边倒之势。
“长期以来许多地方都把推进城镇化简单地等同于城市建设，过于注重城市建成区规模的扩张。不少专家统计，我国城镇化速度与工业化的进程相差15个百分点，人口的城镇化严重地落后于土地的城镇化。大量的土地已经划成了市区，但是大量的人口并没有相应成为市民，专家把这种城镇化叫做半城镇化或伪城镇化。”2012年12月8日，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尹中卿在主题为“十八大精神与中国新型城镇化道路”的第二届中国城市管理高峰论坛上说。
“伪城镇化”现状之下，新型城镇化被提到战略高度。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动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并提出2020年“城镇化质量明显提高”的目标。新的道路虽被明确，但传统的思路和模式仍在发酵。新型城镇化的进程如何推进？模式、权益和制度瓶颈如何破解，决定着这片国土上城市与乡村的命运。
追逐指标的现实
2013年1月9日，四川省泸州市经济工作会暨酒业发展会对媒体透露，2012年泸州市城市发展实现“双百” [spc]目标，即城市建成区面积达到101.05平方公里、城市人口100.97万人，迈入了特大城市行列。
该标准仍是援引已废止的《城市规划法》中的界定，即市辖区非农业户籍人口或常住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为特大城市（其中超过200万的为超大城市），50万-100万为大城市，20万-50万为中等城市，10万-20万为小城市，不满10万的为城镇。该法于2008年1月1日废止，但同时实施的《城乡规划法》没有设定城市规模的条文。目前中国尚未从立法的层面对城市规模概念进行定义。
泸州只是中国众多正在急剧“升级”的城市之一。2011年3月2日山东省城市化领导小组下发《关于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工作的通知》，明确3到5年内，将即墨、胶南、滕州等10个中等城市发展成为5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把章丘、胶州等中小城市发展成为实力较强的中等城市；其他县城要建设成为经济实力雄厚的小城市。
城市的迅猛“长大”已成为当下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突出特征。而迅猛扩张背后，国家层面的指标规划似也成为助推的动因之一。2009年2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编制的《全国城镇体系规划》中，重庆跻身为第5个国家中心城市。“十二五”期间，重庆主城九区将形成1000万至1200万人口的特大级中心城市；以万州、涪陵、黔江、江津等六大区域性中心城市加上长寿，又会形成一个人口超600万的城市群。
武汉亦在“追梦”国家中心城市。武汉市已提出要尽快迈入GDP万亿俱乐部，进入全国副省级城市三甲，并再用5年左右使经济总量突破2万亿元。
“大规划”下的行动逻辑
国家中心城市的概念发端于2005年，是国家住建部所编制的《全国城镇体系规划（2005-2020）》中提出的城镇体系规划中城镇层级的概念，处于城镇层级中的最高位置。2010年2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的《全国城镇体系规划》明确提出建设北京、重庆、天津、上海、广州五大国家中心城市，沈阳、南京、武汉、深圳、成都、西安六个区域中心城市。
安徽省委常委、合肥市委书记吴存荣曾在接受采访时谈道，行政区划对经济发展影响很大，“以前我们讲行政界限不能成为发展的鸿沟，但实际上就是鸿沟。”吴存荣说，在以前，合肥人均地域面积和人口规模在全国省会城市中排在20位以后，行政区划调整后现在排到12到14位水平，“最近10年推动经济增长的主引擎在城市经济，安徽经济发展亏就亏在没有中心城市带动”。
而早从2001年起，全国范围内不同类型的城市都做起了“大规划”，领头的是直辖市和省会城市。中科院院士陆大道曾对此期间的造城风波做过调查，他说，“大规划”在2003年至2004年达到一个高潮。据不完全统计，那时有48个城市提出要建“国际大都市”。
“大规划”之风，不久即从大城市吹至中小城市。一些城市的政府领导要求按现有人口和产业规模的两倍乃至三四倍进行规划。
城市病在2012年发威
30多年间，城镇化率从1980年的19.4%增加到2011年的51.27%，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而这样的“拐点”背后，一些大城市痼疾缠身、风貌消失、交通梗阻，食品垃圾化，社会矛盾显性化在“蚁族”、房奴、车奴、口罩族的背后，“宜居”似乎近在眼前又似乎渐行渐远。
2013年1月，雾霾锁中国。这或将成为中国不少城市有史以来空气质量最糟糕的时期之一，多个城市的居民已被警告尽量减少外出时间。1月16日，中国科协召开的“科学家与媒体面对面”活动上，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王庚辰预计，北京能达到空气环境新标准还需10年以上。
不少网民吐槽北京由“首堵”变为“首毒”，然而“毒”已至，“堵”未消。“从现场到医院不到3公里的路，足足走了40分钟！”2012年12月8日120北京一个急救中心的王医生在微博上说，车内病人因此错过最佳治疗时机，遗憾丧生。
在舆论的反思声中，社会车辆“不让道”领受了大部分指责，而“无道可让”则是另一重无奈现实。最新出版的《国际城市发展报告（2013）》指出，全球人口日益集聚在城市，到2050年预计平均每个城市居民每年花在交通拥堵上的时间将达到每年106小时。
大城市的硬伤当然还远不止于空气和交通，城市病症的治理已成为城市管理者亟需破解的课题。
乡村远去
乡村消逝，意味着对城市提供支持的源头日益枯竭。放眼城镇化大局，城乡协调发展才是大势所趋，但眼下的现实似是一边倒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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