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规划比详细规划更重要

目前，城市经营在国内方兴未艾，这个理念带给我们的思考和启示是什么呢？
重视发挥政府的作用。长期的改革实践证明，通过市场化运作能够对资源进行有效配置，有利于当今中国大都市的发展。但是应当看到，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大都市，在公共服务市场化运作方面，尚不具备放松对公共事来投入进行直接控制的能力，将公共设施的建设引向市场，扩大管理层的灵活性很可能导致武断、专制和腐败，所以在现阶段，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进行政府集权运作公共服务的形式还存在很多客观必然性。
保持动态平衡的权利结构。国外实践表明，大都市各级政府的权利需要不断根据经济发展的需求进行整合和调整，既可以通过有效的法律手段作保障，构建大都市政府间财政、行政、政策和立法上的制衡关系，使各权利结构保持平衡，也可以对公共管理权进行适当的重构和整合，积极与市场和企业联手，共同承担大都市区域公共服务等。因为保持权利的动态平衡能体现“零和”的游戏规则，是当今社会各方都愿意接受的一种搏弈关系。
３、采取多样的民主化表达途径和公众参与的形式。在中国，由于人口众从且组成复杂的要使每个普通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决策的确非常困难。东京通过政府来大力推进公众参与的成功实践表明，公众的参与意识可以在集体意识和公民自律行为下进行。政府的引导和促进，以及公众参与机制的建设，能够改变公众在城市管理和决策中的惰性，十分有助于治理的推行和区域政令的畅道。
注重保存地方性。大都市治理实际上还肩负着将全球化与地方化和传统相结合的责任。中国有两千多年的儒家文化传统。中华民族遵循天人合一，以德为本，兼爱交利等价值观念，注重群体的谐发展，集体主义以及集权体制等有着深刻的民族文化渊源。在全球化的今天，利用治理理念进行大都市管理，就不能抛开这个文化背景。具体而言，实施民主、适当分权，既要消除官僚作风、长官意识和官本位思想，增强政策透明度等，也要考虑中国悠久的历史传统和复杂多样的地域差异，进行适度集权可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
运用多种形式的规划。按规划用途来分，国外大都市主要在三个层面上进行规划：战略规划、区域规划、市政和社区规划。规划用途不同，参与规划的主体也有所不同，如规划社区发展时，规划主体由社区居民团体和专业服务共同组成；进行大都市规划时，除社区外，政府、区域规划协会或企业等利益集团便成为主要参加者，不同的地区，规划的作用也各有侧重。比如巴黎，市政和社区规划较受重视，这是由于欧洲城市的高度密集和高容积率，使战略规划已经无所作为，一些主干道的规划和改建、社区的保存和发展往往更为现实；在亚洲，高速度的人口增长和土地利用，使大都市处于快速发展中，战略规划和大都市规划往往比细致的详细规划更重要。因而，因地制宜、因时而异的多种规划策略比较答合当今大都市复杂多样的发展特点。
发挥行政区划的作用。行政区划与大都市的发展状态和历史积淀有关，发展历史较为悠久、经济水平和城市化程度普遍较高、大都市呈现稳固状态的欧洲对行政区划一般持保留态度。在北美，城市化进程相对较晚，大都市仍具有相当一段时期的扩展趋势，其行政区划调整就较为积极；城市化水平较低，大都市形成的过程相对较短、发展速度较快的亚洲，行政区划则出现了一种频繁变动的态势。因此，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大都市的形成还处在初级阶段，适当的区划调整，可以减少农村包围城市和摊大饼式的城市蔓延趋势，有效地整合城市发展空间，并最大限度地发挥土地的经济价值，的确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管理手段。总之，大都市治理本身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由于各国各地区情况不同，其治理的模式也千差万别。中国的大都市治理必须从自已的国情出发，在中国政体和文化背景下，探索一种更加弹性、网络、协调、系统化的中国式的大都市治理策略。上海在上个世纪７０年代便被认烛世界６大都市区之一。上海市实行的“两级政府，三级管理”体制，对大城市市、区、街三级权力配置进行了改革尝度。各区县政府成为相对独立的城市地区政府，城市的规划建设和各项职能均已形成各自独立的体系。在日益加速的上海都市化进程中，现有管理体制是否仍然具有合理性；中心城区与郊区县的关系如何协调；是否需要建立健全强有力的大都市区政府等等，这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国外大都市治理，成立跨区域协调整合机构，架构连锁制衡的权利关系至关重要。任何一个大都市的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区经济的整合协调决定着大都市的持续发展。国外一般采用的大都市区域管理委员会作为综合管理大都市整区域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的组织，可以成为我们解决大都市日益纷繁复杂的区域问题的一种借鉴。在具体运作时，可以命名其成为一种独立的具有综合职能的协调机构；也可以在市政府下成立一个小范围的公共服务专门执行部门，或者开放一些公共领域，让非政府组织和民间团体来承担部分公共服务等。但无论怎样，使用“规范”、“灵活”和“弹性”机制，鼓励各行政和利益主体在自主自愿、互助互惠原则上开展横向联系，架构政策、财政上的相互制衡关系，健全协调运行机制和约束监督机制等等，都是保证这个区域组织有效运行的关键。
－－改革区级政府的关系，区政府成为城市管理的主体，能够使大都市各级政府的职能和分工更加明确而具体。区政府的公共行政管理权与以经济为主的业务行政管理权区分开来的做法，将区政府的公共行政管理授权与其人口多寡、经济实力、财政税收，以及环境和社会责任挂钩，从而建立起一种责、权、利相互制约的、良性的、可自动调节的制衡机制，为实现上海大都市区在全球化下的整体竞争优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积极塑造和推进公众主动参与机制。要真正将大都市社会管理的重心下移，就必须充分发挥社区的作用。让街道工作从单一的民政型转化为综合型，从组织自救性生产和经营转化为社区综合治理服务型；将权力下放给街道的同时，也下放一定的资金、税收和资源分配上的权限，赋予街道以人、财和物相统一的权力，做到“责、权、利”全面到位，把街道变成矗的社会问题的解决主体；要理顺街道与公众参与的相互关系，让社区成为居民自治、公众参与的舞台，成为沟通政府与民间的重要中介。
－－发挥行政区划的重要作用，行政区划调整对一个增长迅速的大都市具有重要作用。这其中，保留县级政府管理体制尤为关键。像上海这样一个单中心的大都市，在中心城市的蔓延性开发中，各周边区县受到的利益损害是一件必然的政策安排。欧美的大都市区，经济高度发达，工业化水平极高，虽然经过不断的合并，县的体制始终保留，比如在洛杉矶大都市区，洛杉矶县仍然居十分重要的地位，西雅图的郊区是一片高价住宅区，温哥华郊区的开发一直受到严格控制，至今仍被大片的绿地和森林所环绕。县是国家区域行政建制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的基本单位，原则上可以管辖县内一切地方（包括大居民点）的公共行政事务。如果经济实力允许，县完全可以发展自已的社会经济事业，兴办高校，发展旅游和娱乐业，不一定非要撤县变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