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化六症———读金经元译霍华德《明日的田园城市》有感

　　本文并非全盘否定当今中国城市建设的成果。但作为如何推进中国当今的城市化发展的建言来说，我们更需要“明症”，而不需要“谬赏”。因为“明症”有利纠错。当今中国城市化就像一个无知家庭里的大胖小子。在世界城市化的进程中，尽管它出身较晚，仅20年还不到。但是在它的规模和速度里，有泡沫、有虚肿，其畸形特征主要表现为如下六症：
　　一、社会化的目标而个别化的提高1987年，邓小平总设计师打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明确了中国发展的两个基本点：一个是社会主义道路，一个是改革开放。1989年，党中央在风浪中又一次肯定了社会主义道路这一坚定不移的目标方向。而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最根本利益，更是当今党的十六大和十届人大所提出的各项行动的纲领。但不尽如人意的是，从经济领域近年来（1998~2002年）的有关数据显示，在中国GDP不断增长的同时，中国农民收入却在略有下降（胡鞍钢《影响决策的国情报告》）；同时，中国城市的居民失业人数在近几年也不断增多（官方认可：全国约1400万），他们在承受当今的医疗改革、教育改革、住房改革、就业改革等一系列改革带来的生存压力的同时，有3000多万人口的城市居民，陷入了相当贫困的窘境（唐钧《中国城市贫困与反贫困报告》）。而经济领域另一项数据又表明，当今中国社会经济收入的两极分化（基尼系数0.45），已与头号个人主义大国美国旗鼓相当。这在某种意义上已严重背离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公平这一社会基本特征要求。也就是说，近九亿中国农民和3000多万贫困居民（约占中国人口的70%），他们并没有在近几年的社会主义城市化建设中继续受益。而这一切并不是我们的政府和人民所期望的情况，更不是一个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所要求的。

　　二、现代化的口号而落后化的起跑100多年前，英国城市规划的边缘人士霍华德曾竭尽全力想创建一个人类理想的“田园城市”。即在不影响英国社会既得利益集团利益的情况下，开创一个集农村和城市各自优点长处的人居环境。而霍华德所要摒弃和改造的正是当今中国各大城市所热衷的陈旧的伦敦城市的模式：一种高地价、高集约模式，一种象征城市地位的夸耀形式。旧伦敦的建设者尽管也采取了各种方式进行着城市改造，诸如城市花园、环城绿带等等，但都是在烘托着原有的那个城市中心，而并没有使伦敦城市真正减少弊端压力和减少贫民窟。这一点也正是中国当前各类大都市建设与之相似的地方。我们应该认识到，现代化不是建高楼、铺宽道、高地租，也不是庞大的城市体量。现代化是对世界新科技的成功利用和发展，是对人类文明理念的成功实践。在当今中国现代化的城市喧嚣中，我们通过英国先驱的教言，可认识到当今中国所呈现出的是许多落后的意识。我们都知道，城市是以剥削农村起始的。而在世界先进的国家和地区的发展中，新观念已使剥削差价变得越来越小。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以城乡经济一体化和缩小城乡差别的新理念来看，大城市已无须扩大，更没有必要去脱离实际地进行大规模的城市框架建设。世界范围里以往的大城市，是在落后的信息、落后的交通、落后的科技等条件约束下所产生的，它是旧的时代环境的产物，是不得已的产物。它是旧时代以统治者为中心，而非以人居科技为原理的人类生存模式。

　　三、高速化的道桥而倒退化的民窑中国城镇、城市道路的高速化发展令世人惊叹。我们暂且不谈这些道桥在交通运行中的合理状况如何，究竟需不需要这么多和这么宽的道路。实际上，这些合不合理、需不需要，并非是微不足道的内容。道路在当今的城市化进程中究竟应该是何种板块和模式，究竟应该发挥什么作用，这应该引起中国城市化决策人的深思。道路建设是为了两旁开设店铺，还是为了从甲地到乙地？而实际上当今的城乡结合部的环境污染和贫民窟，都是在高速化的道路两侧繁衍的。所谓“道路发展跟不上汽车发展而必须加快道路发展”理论，更应改为“路边整治管理跟不上道路发展”这一结论。设想，一个没有疏通原理和严格管理的道路系统，建得再多，它终将是堵车。然而我们的“管理商”和“作坊商”却是见路就蚀，只要有道路，两旁就会有“城市化”的污水和污物。其畸形症状就在于政府高速化建设道桥，而百姓则高速化建设作坊和民窑。在当今的惊叹之余，倒退化的贫民窟在歧视化的环境中层出不穷。在这样的环境中，河流正变为垃圾仓库，昔日的农舍正变为污染作坊。而城市并没有真正为这些贫民打开大门，他们在遭受着艰苦谋生的勒索。他们在教育资源享受、在社会失业保险、在医疗卫生服务、在居住环境条件等许多方面都受到非城市化待遇。城市化、高速化、现代化，对他们来说只是一种反差。我们的专家和官员从世界各地考察回来，得出的结论是：在纽约、巴黎、东京和伦敦都有贫民窟。并以此“经验”作为中国贫民窟存在和发展的理由。

　　四、人均化的绿地而非人均化的享受在当今中国城市的绿色建设中，真正有绿荫得益的是极少一部分居民和高级办公楼中的白领阶层。由于城市中心地价的不断上升，大部分城市居民已远离城市。在新迁的居住环境中，大多数居民的楼前、门前，仍然是车水马龙和小商摊贩。人均化绿地的畸形在于将众人的绿化率指数服务于极小部分人范围里的环境，即我们当今所说的“空城计”现象。100年前，伦敦市也有许多花园，他们也建城市绿带，但它们都是上层阶级的遛马场地，与平民百姓并非有缘。但是，如果以绿化率来计算，他们的城市也早已达到45%以上的
绿化率。所以，当今的绿地建设，最关键的应该是让平民百姓拥有绿荫的享受，缩短最广大居住者去沐浴森林的距离。人均绿地建设要提防为少数人服务的倾向。在技术方面，当今的人均绿地成了一种摆设和观赏品，并以所谓的“精神文明”和“道德规范”来限制人类亲近惟一在城市里能够散发一点自然氧分的绿色草地。这又怎么能称得上“人均”二字呢？绿色不仅仅在于是否能够“看到”，而更在于是否能让更多的人“感到”。如果以供氧、恒温、储水等环境生态目的来衡量，人均绿地更应考虑包括溪流在内的存在，草原中也是有溪流的。否则的话，我们当今的“人均绿地”就连“人均草原”这一称呼都称不上，只能称为“人均草地”，并且仅限观望。

　　五、时代化的投入而非时代化的要求众所周知，近几年大中城市基本建设的投入，是前几十年投入的总和。这种跨时代的投入是否符合当代和未来时代的需求？这从就业和人均收入的数据上就可以反映出来。我们的投入在增加，而我们的失业也在增加；我们的投入在增加，而我们最广大的九亿多民众的收入并没有在增加。也就是说，这种划时代的大量投入，并没有与我们时代的需求相符合。100年前英国的尼尔先生曾经对商业供应的人机原理作供需分析，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伦敦城市里约有五分之三的商业是多余的。在中国当今的大城市里，我们不妨也能清理出如此之多的泡沫经济。尼尔直接指出：若将现在零售业所浪费的资金和劳力解放出来用于其他工作，国家的普遍繁荣将大大增加。这一点对我们当今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来说，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我们要改变当今的那种见到大厦就是城市和城市化的偏见。如果不能充分认识城市化究竟是什么，而盲目信从商厦就是城市化，那是一种愚昧的非时代化意识。

　　六、城市化的躯壳而非城市化的肌肉英国的人类学前辈，在100年前就向人类提出如何拆除特大城市躯壳的忠言，而中国正在为建设这样一个特大躯壳而不懈努力着。这里我们引用这些前辈的原文来评析，足可借鉴当今。15万服装制造业工人，他们违反一切经济常规，在地租很高的地方工作，换句话说这15万人根本不应该住在伦敦，那些供应他们商品的店主们也不应在伦敦，从而那些靠这些服装制造工人谋生的人，都不应该在伦敦，当然也包括他们的子女。所不能理解的是，当今中国的许多大城市并不像英国那样。在当今中国一些庞大城市的躯壳中，每个大城市里都有数十万人在这样一个高额地租的环境中下岗、失业和接受救济，这个数字还不包括由许多不享受城市待遇的进城农民所组成的无业贫民群体。英国15万服装制造业工人，他们至少还是这庞大城市躯壳内的“肌肉”，他们至少是在生产运营。而中国当今许多大城市之数十万下岗、无业和被救济居民，却是一块与躯壳脱体的“肌”。按经济前辈马歇尔的理论，即便是运动的肌肉，也不应违反经济常规在高地租的环境里进行生产活动。而我们当今的状况，却是一块与庞大城市的躯壳脱开的肌肉。（金祖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