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几位前辈早在五十年前便已经展现了他们的先见之明、超凡智慧和远见卓识，但有一点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当年的景观设计从业者几乎都是白人男性。

我无意要对这六位起草《宣言》的伟大的行业先导者表示不敬。事实上，他们的诉求——以专业知识排解人类的需求，对环境中的自然过程给予尊重——至今依然有号召力，其程度甚至比当年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也指出景观设计师应掌握各种与自然资源和过程相关的专业技能，包括地质学、地文学、气候学和生态学，这点至今也同样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

然而，当我们放眼未来，思考气候变化、人口结构变化和贫富差距对我们的意义时，就不难意识到《宣言》当中"人类"是大自然的对手这一说法未免显得抽象而不完整。为维持《宣言》在未来五十年的相关地位，景观设计行业应毫不保留地展示对自然系统的专业知识，同时不可忽略人类在这题目上的角色。因此，本文将阐述一系列理由，指出景观设计行业需要广纳多方人才；作为从业者的我们应了解服务对象，针对他们的需求提升专业技能；而作为合作伙伴的我们应强化沟通与领导能力。

哈佛大学设计研究院2015年毕业典礼
©www.gsd.harvard.edu

《宣言》促请景观设计行业招揽和聘用更多受专业训练的景观设计专才，以应对环境危机。然而，若要在未来五十年扩大景观设计专业对社会的影响，就不得不丰富行业人员的多样性，聘用从前少有聘用的或已大量流失的各种族群的人。美国的人口正在经历空前的结构性变化，但景观设计从业者的构成比例却没有反映出这个趋势。从2000年到2010年之间，西语裔和拉美裔人口增长了43％，非裔美籍人口增长了12.3％，但他们加起来只占美国景观设计师协会会员总数不足10％。此外，美国最顶尖的景观设计学院的毕业生虽以女性占大多数（而且情况已持续多年），但在私人机构担任领导职位的女性却是少之又少。

事实上，这些不平衡的现象绝非只出现在景观设计行业，对其他各个界别也构成了社会道德的挑战，并窒碍着创意工作的发展。一般而言，具有多样性的商业运营模式，能通过聘用专才而降低成本，如实反映市场面貌，而且借由多种族人员产生有质量的构思；在设计而言，景观设计行业是否能够与时俱进，取决于我们是否愿意让行业反映多样化的人口构成，容纳更多元化的观点和工作方针。

《宣言》列举了许多迫在眉睫的环境灾害，而且沉痛地指出"全国人民"皆有可能"生活在如此受污染的环境之中"。我曾经与一些受近年自然及人为灾害所影响的社区合作，包括中西部的洪灾、大西洋沿岸的飓风侵袭和墨西哥湾沿岸的漏油事故。然而，居民每天都只能在这些灾情和污染最严重的地方过活，而他们大部分又是社会上最弱势、最少数的群体。再者，受灾害影响最深的群众，往往不曾察觉自己原来一直处于最高危的环境当中，他们不单止缺乏资源重振社区，他们对规划设计的意见也是最不受重视的。

从纽约市到新奥尔良，当设计师和规划师集中探讨抵御性方案时，他们开始意识到若要回应急剧的环境变化，就得处理社会上的不平等现象。对社会网络和文化肌理有认识的景观设计师需要唤起群众参与讨论此重要议题，此外，他们也需要为进行持久、有意义且可持续的改革建立管治系统。

“密西西比河三角洲优化设计竞赛”重点关注密西西比河三角洲的土地流失问题，并研究这些问题对新奥尔良周边地区的居民所造成的影响。

《宣言》要求"各方以新型合作模式共同改善美国的环境"。要真正做到可持续发展，我们需要精心协调不同层面的技术知识，并聆听不同地区和团体的声音。现时，景观设计师在许多极其复杂且跨辖区的问题上，都发挥着前所未见的牵头作用。作为景观设计师，我们理解自然和人工系统的相互关系，这独特的理解力使我们在跨专业团队中担纲牵头角色，同时使"设计"本身成为规划、社会科学和工程学之间的关键联系。要进行跨专业的合作，团队领导者必须具备超卓的沟通和表达能力，方可将各领域的工作转化成清晰而富启发性的材料，容许多方评估和理解。

无论是洛杉矶河造地方案，还是"设计·重建"竞赛中因应飓风桑迪而进行的区域性灾后工作，景观设计师无疑都担纲牵头角色，带领人们处理当前最复杂的问题。我们善于沟通、细心聆听而且具有领导才能，正正就是这些软技巧让我们在应付挑战时能积极投入，带来丰硕成果。

“设计·重建”竞赛为受飓风桑迪影响的社区制定创新而且具环境抵御力的解决方案。

我们的行业前景是光明的，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我们。我们必须抓紧时机，让我国最优秀的人才承担未来。若我们坚守人文主义作为行业的核心价值，就定能克服面前看似艰巨的挑战。我们必须巨细无遗地了解自然环境中所发生的过程，也要欣然接受人类的多样性，用心了解我们的服务对象，竭力满足他们的需求。

在此次“景观设计与未来”主题峰会上，我尝试去建立一个在全球化背景下激励和引导我们协作走向美好平等未来的道路。三十年来我一直与全国乃至全球的同行一起，积极倡导文化景观和都市景观的传承。这让我明白一个重要的事实：你必须站出来并通过有效的发声来为这个行业做出贡献。

1966年，五位我们的行业前辈签署了关于环境问题和专业未来的“宣言”。时过境迁，今日更加复杂的环境问题带给了我们更多的挑战。景观设计师的技能储备将为解决这些问题做出贡献。

可持续发展，这一综合了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宏伟构想，在1987年的《我们共同的未来》中被首次提出。景观设计师一方面欣然接纳了这个构想，另一方面却又没有对其有足够的重视；他们在作品中努力整合社会、经济、环境等各个要素，或沉浸在对形态和美的追求——我们强调了其他的价值却单单忽视了我们自己的影响。回望历史，我们会发现自己如何在20世纪九十年代错失了这个证明我们的职业与地球、人类密切相关的机会。

回想起在千年之交，因各国领导人就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达成协议，引起了全球范围的关注和讨论。这八个目标囊括了贫穷、饥饿、男女平等、健康、环境和发展等问题，并着重强调了人力资本、基础设施和人权。然而，“千年发展目标”并没能引起太多景观设计师的重视。

在2005年的维也纳，一场关于明星建筑（Starchitecture）及其传承的讨论逐渐引起了全球性的关注。作为国际景观设计师联盟的美国代表，我在一次演讲中定义了城市景观的性质和特征，指出城市空间的一半是景观（维也纳为52%，华盛顿为56%）。我和我的同仁对这个全球性对话的贡献促进了201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对于历史城市景观的建议”（HUL）。该“建议”强调，传承与发展在本质上是相互依存的，有助于社会凝聚力的培养和生活质量的提高。该“建议”的工具组（社区参与、知识和规划、管理监督体系及金融）现已被广泛应用，而景观设计师可以通过建立合作关系有效地激活这些工具。

还有另一场类似的运动让我们意识到了文化与自然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2015年，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和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在共同策办的“联接实践”活动上，我们提出必须承认：对人的而生存而言，自然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人类需要自然。人类世界在千禧年所遭遇的骚乱及其引起的一系列喧嚣，同时也蕴含着更为广阔的机遇空间。为解决复杂而普遍的难题，通过两年的公开化议程，由193个主权国家参与通过，联合国在2015年9月25日颁布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UN SDGs）。这一主题为“改变我们的世界”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出了17项目标、169个对象，以指导各国转向适应地球多样生物生存的发展模式。这个变革性的议程影响深远，因为“在此之前世界各国的领导者们从未在如此广泛和全球性的政治议程上达成过共同的行动和努力”。与此同时，在第二十一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的气候变化论坛，也促成了一项富有前景的国际气候问题的协议。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UN SDGs） 

为何景观设计师应积极参与UN SDGs的达成？景观设计的专业技能所蕴含的包容性的流程、合作与创新，能够成为解决这些繁重挑战的灵丹妙药。UN SDGs已经在全球范围内达成协议框架，这已成为未来目标与理念发展的综合性的全球平台。如果景观设计师们能够认真地践行这个框架，在实现2030议程上协同合作，那么我们将有机会为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哪些与景观设计师有关呢？最开始，景观设计师可以关注“目标13气候行动”、“目标14水下生物”，以及“目标15陆地生物”，因为这些都与我们的行业息息相关。随着对这些目标的更深入的了解，我们会发现自己能够独立有所作为的方面还有很多，包括在客户、团队、民间领袖、社区伙伴层面，通过专业组织、领导力与社会呼吁去实现。以“目标1消除贫困”为例：世界银行援引迁居都市的人口数量，指出每个月有500万人为寻求更好的生活而迁入城市，这一数量远远超出可持续增长的幅度，从而加剧了贫穷、差距和不平等。研究和调查显示，在条件恶劣的社区，树木总是非常稀少。我们能为此做些什么？也许就从在贫困居民区植木以构建社会财富、促进社会正义开始。

我们可将“目标2消除饥饿”作为一个重要里程碑，因为当前每天仍有8亿人口在忍受饥饿。该目标提到了食品安全、营养和可持续农业，以及可通过都市农业、土壤修复和市场空间等举措来做出贡献。“目标3良好健康与福祉”中的第3.6分项提到将“因交通事故而造成的死伤减少一半”。景观设计师可为此设计更合理的交叉路口、完整街道，以及混合型交通廊道。对于“目标4优质教育”，我们可以作为可持续发展和环境风险抵御的告知者和倡导者。而对于“目标6清洁饮水与卫生设施”，其中第6.3、6.5和6.6分项强调了保护水资源、遏制污染和修复水系统，而这正是我们一直在做的。“目标7廉价和清洁能源”强调可再生能源的使用，而景观设计师可以在对评估的影响和决策等方面做出贡献。“目标8体面工作和经济增长”力图策略性地杜绝以环境恶化为代价的经济增长，例如说，经我们重新塑造和改善的公共环境可以带来就业率的增长。

“目标11建设包容、安全、有弹性和可持续的城市和社区”涉及住房、交通、规划、安保措施、文化和自然遗迹、公共空间的供给，以及对自然灾害和环境恶化影响的降低等内容。其中11.7分项寻求“提供普遍的安全、包容性和可达性的公共绿地和公共空间”。可达性高的公共空间所创造的经济、环境和社会效益不但是当下的文化资产，也是对后世的馈赠。我们完全有能力提升公共空间的品质和意义。

“目标16和平、正义与强大机制”，以及“目标17目标一致的伙伴关系”，为这个进程提供了重要的架构。在这个属于城市的世纪，让我们回味一段来自简·雅各布斯的富有深意的言论：“城市有为每个人提供需求的能力，但仅是基于、亦仅当每个人都参与对它的创造之时。”景观设计师必须在制定政策、规划、建造和设立新标准等过程中积极参与合作。世界城市化运动、联合国人居署人类住区计划和2030议程正在等着我们。

“让我们开始投入工作吧。”
——巴拉克·奥巴马总统于2015年在巴黎召开的第二十一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的结束致辞

在二十世纪，人类以自己的盲目自负，历尽环境和生存的困局；在世纪的终点才最终意识到，可持续发展是我们之后发展的必由之路。那么，在二十一世纪，我们是否能够持守这一来之不易的珍贵理念，并用我们对技术的雄心、对自然的谦卑、对文化的敬意以及对生活的赤诚，去塑造一个新的充满活力的世界？让我们拭目以待。

在19世纪，奥姆斯特德设计的公园塑造的绿色都市空间，成为了这个新兴的民主国家新的背景色，并且定义了美国城市的轮廓。今天，社区可以直接参与地方环境的决策，公园绿地也可以被重新设想为生产性的景观，不仅有田园般的环境，同时也积极地承载着社交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的孕育过程中，都市景观已成为新兴的关键因素。我预想的是一种积极的未来景观，这种景观赋予城市居民参与的机会，并孕育出一连串的社交网络。在这个气候变化的时代，每个人都是景观设计师。

《迈向都市生态学》（莫纳塞利出版社于2016年出版）一书描绘出我们的设计过程：探索，定义，研究，而后造出这些景观。书中内容一部分是专题著作，一部分是手册指南，还有一部分则是宣言。它向人们提出了“景观设计师的角色是什么”的疑问。为什么我们不仅仅设计景观、建筑和公共空间，而且还要制造改变的机会？景观设计学不仅是一门学科，也是一种立场——一种行动主义的立场。

我们需要想象一种全然不同的与地球的关系，因其重要性完全不亚于对人类的规模和我们共同的未来道路的思考。化学污染、能源的攫取、水资源短缺、贫穷、极端主义、物种灭绝和社会分化等的影响，形成了一个会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影响的、缠绕交错的关联网^[1]。我们需要的不仅是景观设计师专业的数字化、设计和绘图工具，更需要运用政治、科学、讲述、分享和合作等方式，将迥然不同的各个团体凝聚在一个共同的目标之下。这将要求美国和其他富裕国家减少能耗；这将要求摆脱石油能源，快速转向污染较少的、不同于以往的方式占用和影响土地景观的新能源；这将要求增强人权和男女平等意识；这将要求制定新的土地政策和受法律保护及约束的景观概念——有别于那些在看不见的碳氢化合物燃烧时代所制定的政策。我们需要摒弃传统的图画式概念，比如现有法律解释中的视域概念，注定将为水产生殖、太阳能和风能项目所取代。这会要求做出些牺牲，还要求新的对快乐、休闲、幸福、工作、痛苦、时间和美等的理解。但是景观设计师可以为现时的改变提供帮助，人类社会将迈向充满乐趣且高度低碳的群落形态和生活状态。

我们需要共同对实体和社会环境进行概念化，并改变过去关于常规和非常规、维护和管理的观念，进而形成一种更为复杂的对景观和社区的理解。今后，景观设计师和城市设计师可以积极地、有目的地在人文尺度下，结合科学、政策、人文和艺术进行设计干预。我们需要更多像“生长的防护堤”一样的项目——一系列作为牡蛎繁殖温床的防护堤，不仅是适宜有鳍鱼类及贝类生物生存的栖息地，而且也是高中生们的科学学习基地。这样的项目以特定环境出发的整体性的合作为工作方式，产生于一种强调创造力的立场和一腔体验世界原本面貌的热血。“生长的防护堤”目前处于建设前期，其对整个项目所有组成部分的提升主要围绕三重目的：减少灾害、优化海洋栖息地和社会参与。这个项目未来将通过不同的过程进行设计，并且基于多重的设计目标，也将呈现出非常不同的形式。

在此，正如在我们所有的项目中一样，我们旨在将有生命力的基础设施的再生能力与社区组织的方式重叠在一起。像全球气候变化这样的庞大议题超出了我们能够改变的能力范围，但是通过将大尺度的策略性规划实践和以社区为基础的积极举措相结合，我们可以共同有策略地扭转生态恶化和社会分化等问题。城市景观的概念作为一个在思维和行动方面都可管理的尺度，无论将这个尺度缩小到个人的行为，还是扩大到区域政策的框架，都具有巨大的潜力。通过这种方式，都市的公园被重新定义为下个世纪的基础设施将市民的参与和环境特权连接在一起，营造一种共享工作、学习、娱乐和责任的社会思潮。景观设计正在培养具有参与意识和环境意识的下一代都市管理者。是时候开始行动了！

宣言中的观点来自于凯特·奥尔夫的《迈向都市生态》一书（由莫纳塞利出版社出版）。
[1] 《石化美国》，由理查德·米沙拉奇和凯特•奥尔夫合著，埃珀澈出版社于2012年出版。

为何景观设计师应积极参与UN SDGs的达成？景观设计的专业技能所蕴含的包容性的流程、合作与创新，能够成为解决这些繁重挑战的灵丹妙药。UN SDGs已经在全球范围内达成协议框架，这已成为未来目标与理念发展的综合性的全球平台。如果景观设计师们能够认真地践行这个框架，在实现2030议程上协同合作，那么我们将有机会为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在Kate Orff眼中，何为都市生态？她再次强调了它不仅是“花岗岩花园”中处处无法摆脱人类影响的自然环境，还包括人类社会网络自身。与19世纪中央公园诞生时的图景相比较，当代的城市景观愈来愈依赖自下而上的力量，社区决策、参与建设与维护管理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可能性，使城市景观成为生产性的、积极承载社交活动的社会网络。在此愿景之下，景观设计师的角色定位需要调整，从单纯的设计师转变为策划者或者社会活动家，去组织、去合作、去创造改变的机会，去营造共享利益与责任的社会思潮，是边做边想的行动主义者。而这又意味着景观设计学专业教育的新挑战，一方面连接高远的社会理想，另一方面连接充满想象与创造性的行动力。

在这个世纪之交，我们人类社会开始重新建立与我们自身、我们的族群、环境以及我们彼此之间的联系。在传统的观念里，心灵的自由必须通过身体的自由来实现，而公园恰恰提供了这样一个场所——一个可以不受拘缚并可反思自己周遭世界的场所；一个探索人们身体极限的休闲之地；一个使人们了解自然和其所育养的动植物群落之地。作为景观设计师，公园是我们设计的核心。在20世纪末，有着开阔草坪和轴线型交叉路网的田园城市公园逐步让位于21世纪精心设计的新型都市胜景，这些景观造价高达5000万美金一公顷英亩，有着高密度布局，具有公共及私人的双重属性。但这仅仅是我们的开始。22世纪的城市公园会是什么样呢？我们只能对其进行想象。

与此同时，技术的快速发展为我们提供了在哪怕在十年前也无法想象的广博知识，使我们对世界的理解不断加深——与气候变化和超级风暴相关的大数据，以无人机拍摄技术为基础、能够反映复杂地形变迁的3D高清电子地形图，以及基于优步（Uber）开发的自动电力交通工具等。气象学家预测，现阶段美国西南部的干旱将在未来一直持续，最终的结果将是农业生产、灌溉和饮用水的资源消耗殆尽。随着我们城市密度的持续增高，我们将制定更为严格的自然资源分配制度去平衡不同人群的需求和欲望。来来的景象需要人类更多的想象力。下一代景观设计师应该将不断进步的技术与城市公园相结合，发展出一种有趣且独特的设计。22世纪的公园设计将离不开四个彼此密切联系的重要元素：机动性、生态、规划布局和财务管理。作为相互独立的因素考量时，它们各自只产生单一结果的简易机制。然而，作为一个与我们的文化共同发展的总和系统，同样是这些机制却可能会为22世纪的公园设计带来真正的突破，并进一步强化景观设计师在大规模综合型公共项目中的总顾问角色。

景观设计师今天的努力，将为未来的创新打下基础。全球同仁在设计与工程、艺术与科学方面的工作不断令我鼓舞。同样鼓舞我的还有那些民间的先行者，他们对景观设计师的角色的理解，对改善城市的宜居环境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凯文·尚利的水牛河流域和休斯顿河滨步道项目，从以区域洪水和开放空间等议题为中心的草根运动，经过20年的漫长过程，逐步发展为全国性的、拥有恢复力景观的先例，不仅解决了超级风暴雨水的容量和传输问题，同时提供了一套灵活开放的社区规划、区域自行车路网和鸟类及哺乳动物栖息的规划框架。如今它已是休斯顿地区的顶级胜地，提升了整个城市的形象和地位。

我的鼓舞还源于那些对激活我们伟大的美国城市公共领域源源不断涌现的想法。在德克萨斯州的厄尔巴索，已衰败的拥有百年历史的公共广场，如今经过重新设计，成为了一个活跃的、充满生机的文化艺术中心。此次设计的核心，是一组醒目构成强叙事的景观元素，这种叙事其将城市与公园的过去和未来融为一体，而创造出一种全新的感觉，它向人们鲜明地传达着这座城市跨入21世纪的愿望。

还有像赛尔维亚的贝尔格莱德这样的城市。在接下来的4年里，萨瓦河长达两公里的后工业化河滨地带，将转变为一个标志性的公共空间，将其富有历史感的核心老城与河滨区域重新连接。河滨新区也将利用萨瓦河水面上升产生的动力，结合模块化洪水防护系统，解决其河面上升的问题。这样的项目将为高密度的贝尔格莱德市中心带来急需的公共空间，并为市民和旅游者们提供一个在东欧地区独一无二的安全胜地。

我感叹于埃及的开罗——在这里，人们正考虑将当前的首都迁移到市中心以东的地区，这不但可以缓解城市的拥堵问题，还能为数百万人提供新的城市布局。这个迁徙计划的理论基础来自一项独特的基础设施策略：利用尼罗河和苏伊士运河为新区提供新鲜、洁净、可持续的水资源。而面对历史悠久的开罗城敢于做出如此提议的，想必是一位富有胆识、想象力与前瞻性的景观设计师。

最后，我还时常感叹于在座的及世界各地的年轻一代景观设计师们。无论我到哪里，都一定会结识到富有前途、胸怀大略的年轻设计师，他们中的许多人总是充满准备去改变世界的那种自信和魅力。我们需要你们每个人继续敢于想象，用一种前瞻性的、试验性的方式探索景观设计的未来，冲破偏见和规则所带来的阻碍，敢于一路冒险并失败，而后自己站起来，变得更强大。景观设计师是我们的未来——请相信这一点。

只有一事无成的人才不会犯错。
——英文谚语

中国古人云：“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二十世纪城市的无度发展，曾给了我们很多沉痛的历史教训，重要的是不要让这些教训重演。古人亦云“如将不尽，与古为新”，中国古代却也有无数的例子，教给我们“可持续发展”的意义。古人还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国的景观设计师亦可在他国城市的设计中，尤其在公共空间的活力和历史人文的传承上，寻找到智慧和灵感。

我今天来谈些自己的观点（opinions），但这绝对不算是发表宣言（declarations）。为什么这么说呢？虽然以前在被英国占领的殖民时期，美国人的确发表过一些重要的“宣言”，但这些早已是历史。美国人温和而保守，我们还是把宣言和革命留给欧洲人吧。通常来说，签署一份宣言需要有大家共同接受的思想和价值观，但在今天，这件事已变得非常困难，况且拥有一些最基本的共识已属不易。如果非想在如今的景观设计师中找到一些“共识”，那一定是“履行设计职责”和“对可持续设计的践行”。

我们生活在一个差异化和两极化的世界里，而且可悲的是，这世界被贴上了非此即彼的标签，比如我们被区分为不同的政党、宗教、国籍、种族、交战方和社会阶层。不幸的是，分化也存在于景观设计中：那些追求纯粹的生态系统可持续性的一派和那些倡导更“美”一派——在这里不得不指出的是，关于“美”这个字眼的争议非常大——存在着对立。毋庸置疑，可持续生存的框架对我们而言是必需的。假如要针对这个提出宣言，那我一定称之为“依赖宣言”——人们依赖地球、大气、资源和自然系统。然而基本生存并不是一切，除了要关注生活品质、舒适性，以及个人和集体愉悦感外，我们还要关注哪些方面？人们喜欢一个地方并不是因为其是可持续性的，却恰恰是因为这个地方超越基本功能之外的某些特性——否则，情侣们也不会特意飞到巴黎或者葡萄牙，在巴黎圣母院和其他名胜古迹前拍婚纱照了。这和食物若是寡然无味，我们也不会在乎它是否是有机的是一个道理。如果仅仅关注可持续性，而没有更深层的追求，那么景观设计师的工作就和环境管道工没什么区别了。当然，我们生活中需要管道工，但我们同时也需要艺术家。这样看来，关键问题就变成了：对于一个景观的塑造成功与否，景观设计师究竟扮演了哪些生物学家、水文工程师或者其他技术工作者所无法胜任的角色？在这个学科中，科学基础和人文积淀怎样才能引导我们超越最基本的环境管理层面的工作？

古语说：情人眼里出西施；或者，萝卜青菜，各有所爱。除了极少数特例外，文化框架影响并决定了个人对美的理解。这也就是为什么，就算是在一个相对较小的社区中，也没有设计师能做出人人都觉得美的设计。^[1]对于特定的功能需求或是文化价值我们很容易达成一致。然而艺术口味却是众口难调。不过我们还是可以令大多数居民认同我们的景观作品（虽然说大多数情况下，这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通过对社会道德、价值观以及审美趣味的深入理解，景观设计业应该能构想出延续传统或是完全超越当下的各类设计。美不仅仅是单纯地涉及形式、空间或颜色，而是一种复杂而综合的现象。这就和可持续设计并不仅仅是LEED认证清单上所列出的那些选项是一个道理。

几十年前，费城的建筑师罗伯特·文丘里就发表了他的“温和宣言”，倡导“有活力且行得通”，以及“包容而非排他”^[2]。我们景观设计难道还要继续“排他”么。我们难道还要片面地强调不同的“学术阵营”吗？继续片面地强调社会、生态或是美学的重要性吗？我们应该看到每个项目都有其自身的挑战性与难点。众所周知，时间、预算和政策对设计及实施都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但同时这些是否又会成为我们忽视一些设计关键线索的借口？

可持续性不是美的对立面；美也不是可持续性的对立面。我相信环境应该是包容的，而非排他的。一个典型的景观案例是塞维利亚的橘子园，千年以来，这里一直以美丽、智慧和协同合作的责任感著称。没有人类的养护，橘子树不可能在塞维利亚的气候环境中繁茂生长。橘子园座落在一个清真寺的前院，为了建造橘子园及其庭院，建造者设计了一套渠水系统来浇灌这些树木。然而他们在设计中并没有忽略美感，而是把功能和美感很好地结合了起来。在r视觉焦点处有两个的大理石喷泉，它们和橘子园共用同一个水源。通过精确地控制供水量与蒸发量，地面砖块间的涓涓细流令整个庭院变得生机勃勃。

西班牙塞维利亚的橘子园，建于9世纪。

在被天主教征服之后，天主教在清真寺的原址上强行建立了一个巨大的教堂，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将伊斯兰庭院和橘子园据为己有。然而伊斯兰人建造的天堂一般精致而美好的橘子园，并没有因为易主而被毁弃。这不是因为在这里可以收获橘子，而是因为花园的美感及其象征意义。美战胜了信仰的变迁。当我们赞叹水渠或是高速公路的高效能时，我们也会因为一个地方具有美感而欣赏它，这种对于美的认同有时像是一种神秘的共识。景观设计可以是可持续的、生态的、弹性的、充满活力的、民主的、带有争议的、具有媒介性和临时性的——或者可以被其他当今流行的词语来形容——并且同时是具有美感的。

对于我来说，景观设计今天的挑战不仅是实现生态性和可持续性，更是要在现实需求的基础上进行诗意升华——将现实需求比作散文的话，那我们的工作就是将其变为诗歌。雕塑家克拉斯·欧登伯格四十年前曾说道：“我向往一种出淤泥而不染的艺术形式”^[3]。比起欧登伯格发表此言论的20世纪60年代来说，我们现在身陷更多的淤泥，面临着更多让人头痛的问题——但是同样也有更多的将责任与美感相结合的机会，这些机遇绝非是排他的，而是包容的。

[1] 关于这个难题的四个观点，请参见本文作者马克•特雷布编著的《景观设计和花园的含义》（2009年出版）一书。
[2] Venturi,R. (1966). Complexity and Contradiction in Architecture (pp. 22-23). New York:Museum of Modern Art.
[3] Oldenburg, C. (1970). I Am for… Claes Oldenburg (p. 13).Amsterdam: Stedelijk Museum.

如同文章中所提到的一样，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伊恩·麦克哈格代表的“生态可持续派”和马莎·舒瓦茨代表的“艺术派”便树立了景观设计的两大阵营。同时出现的便是对于景观非此即彼的讨论，既文章中所提到的“自然”与“美”的对立。仿佛对于景观所有的讨论都逃不开这个二元对立的划分。时至今日，我们时代所面临的全球变暖、物种消亡、人口过剩等种种方面的危机，让景观设计师不得不把解决问题、拯救地球、保护生态作为最根本的“共同诉求”。这种默认的“政治正确”在树立了行业伦理的同时，也影响了众多设计师的思考方式和设计思路。

然而在我们注定将变得“不再那么生态”的人居环境中，景观设计师是不是一定要坚守生态的底线？会不会在相当一部分项目中不再有“自然”的出现？会不会出现越来越多的景观项目，它们的设计出发点既不是生态又不是美？它们更关注互联网、种族问题、社会公平、政治影响、居住安全、动物迁徙、生命健康，以及社会、生活、自然中具体而实际的各个方面问题，连和每位设计师对于设计问题最真实、自然和直接的表达。文章中作者用“美”这个词代替了上述的方方面面，虽然我相信作者所指代的“美”并不是纯粹的美丽，但这实在是容易造成误解，让人觉得这说的仅仅是视觉上的愉悦。我相信当生态与视觉上的愉悦不再成为景观设计师一个沉重的负担时，景观设计将会变得更精彩，我也期待具有这样特质的作品与讨论给景观设计带来更新鲜的空气。

在我参与策划的名为“自然都市”的2014鹿特丹国际建筑双年展上，我们已经意识到，置身21世纪的初期，城镇化应被认定为景观设计学领域内的一个议题。我们将像病毒一样迅速蔓延的都市景观，置于更大的“人类世”这一人类的时代背景中来思考。

2000年，保罗·克鲁岑首次提出“人类世”的概念，这对我们的学科带来了一些有趣的影响。这一概念强调，曾以为的存在于自然和人类社会间的严格边界已经开始分崩离析。人为干预可以被视为与自然力量等同且影响力相当的力量。我们逐渐意识到，人为过程不仅仅影响到了地化循环、生物多样性、沉积物流动、海洋酸化、土地利用、海洋利用和气候，并且所有这些干预过程还造就了诸多混合体。

人类世概念指出，人类和自然的过程在一个复杂的整体中相互联系，这个整体将永远无法恢复到其初始状态，也不能依靠于自然平衡，就像我们不能回到上个月的天气一样。时间这支无情的箭，一路向前，我们必须要找到最好的方式向前发展，并且学会如何驾驭。都市景观是规模最大的混合体之一。这件被称作“城市”的人造物正是我们的栖息地。世界上大多数的环境问题都源于都市景观。为了解决当前的环境危机，我们必须耐心地重新编织这张蔓延的“都市地毯”，使其结构更加可持续，以此来改进我们的都市景观。我们必须提高这些都市地区每况愈下的“新陈代谢”能力。对于景观设计师来说，这意味着将要涉及更多样的项目，这些项目关注于适应气候变化、淡水供给、能源转型、都市生物地理学、灾害后的恢复能力、生态重组、工业废弃地修复，以及所有各种各样的物质或能量循环流动等。

如果我们想要将景观设计学基金会的“宣言”再推进到未来的五十年，并且继续宣称我们的学科对于解决这些环境问题是至关重要的，那么都市景观将既是我们工作的对象，也是背景。景观设计学只有在正确定位的情况下才能有所贡献。首先，我们可能是少有的几个能够建立工程科学和生命科学交集的专业之一。在这个背景下，对自然的传统性文化表现演变为了调和自然和社会的矛盾。在我看来，如果没有这个至关重要的调和，我们将找不到针对都市景观问题的持久的解决方案，工程师和城市设计师的手段将仅限于不成熟的、片面的技术性解决方案。

另外，景观设计学在运用“通过设计的研究”解决景观尺度上的复杂难题方面的成果有目共睹。在这些研究过程中，我们学会了与多学科的团队共同协作，并作为有（空间）设计这一技之长的多面手，充当“粘合剂”的角色。除了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之外，设计被认为是第三种、自成一派的知识体系，并综合了模型构建、模式识别和合成等知识内容。“通过设计的研究”有一个非常吸引人的独特之处——它可以很好地包容人们的自由意志。未来既非完全确定，也非完全不可预测的，而是具有一定可塑性的。随之产生的是我们需要思考“我们能可以设想些什么？”等问题。这些规划也有了新的公共内涵。规划的目的不是只在于实施，而是更多地去影响公众的意愿。设计可以协调政治、其他参与者和市民的关系。设计甚至可以对政治意愿的塑造起到重要作用。

正如你们所看到的，在我身后有些神秘的动态壁纸展示了一个最近有助于塑造政治意愿的例子。这是部名叫《2050：能量充沛的奥塞德》的动画。我们为鹿特丹国际建筑双年展构思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展示了25000个10兆瓦的风力涡轮机是如何逐渐覆盖北海，并且到2050年如何为北海周边国家提供90%的电力需求。在普遍的自下而上的倡议之外，我们需要拓展到像这个项目一样的尺度，以达到《巴黎协定》制定的目标——使全球平均气温的增长低于2度。当我们提到能源转型这一尺度时，似乎总有着失败主义的魔咒和幻想主义的危机。“通过设计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克服这一困难。鹿特丹国际建筑双年展是一个文化自由的盛会，在这里，拥有不同背景的人们共同协作，脱离了各自的政治背景，以一种如同休假状态的，反复讨论政策上的问题。当远海风力农场案例陷入僵局时，这种讨论方式产生了雪球效应。为了让整个设计团队熟悉物流、建设速度、海洋生态、技术层面和金融工程等内容，所有的参与者都成为了项目的合作者。开始的参与者包括大型远海承包商和鹿特丹的港务局，而不久后，关注自然的非政府组织、其他的海港、能源公司、荷兰国家部门、涡轮机制造商，甚至是壳牌公司都加入到其中，并为动画的制作提供了支持。在某种程度上，这部动画的制作将核心参与者熔铸在了一起，使之成为了一个长久的团队。

图片来自于动画《2050：能量充沛的奥塞德》（由H+N+S景观设计事务所、荷兰可再生能源咨询公司、Tungsten公司共同完成，于2016鹿特丹国际建筑双年展上展出）。这部动画时长十分钟，展示了风力涡轮机公园逐渐覆盖北海，在宏大的尺度上捕捉风能的过程。

左图：
2015年：展示了现有的石油和天然气基础设施以及第一座风电场，放大圆形区域表示来自该地区陆上工业区的二氧化碳将被注入到采空的天然气和石油田中。
右图：
2049年：展示了风电场的分布。绿色表明将要增加禁渔区的区域。这对北海海洋生态系统的高强度捕捞作业来说是一种缓解。放大圆形区域表示，当鸟类雷达监测到一群候鸟临近时，风电场会暂时关闭。

我们展示的这些早期构思已经受到了不小的关注，“通过设计的研究”这个词被广泛传播，并且在荷兰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期间，我们受到邀请，通过超大的地面投影向28个欧盟国家的能源部部长进行了展示。就在今年6月6日，英国、爱尔兰、挪威、瑞典、法国、丹麦、德国、比利时和荷兰共同签署了一项合约，计划通过共同合作将北海发展为我们的核心能源基地。当然这个合约不是设计驱动型的。但根据我们部长的新闻发布内容显示，在合约达成过程中，他向同僚们展示了这个动画并讲述了这个故事，这个看似不大的举动起到了重大的作用。该项合作正在寻求其他北海国家成员的参与。

这类工作将要求我们更多地去关注理解自然、社会过程并进行设计。有时候，我们面对的是宏大的跨国界的尺度，因而不免会产生这样的疑问：这还是景观设计学吗？在如此大范围、大尺度下，景观设计还会保持它的学科连贯性吗？这些“通过设计的研究”中真实客户的缺失会降低对精准程序的要求吗？与地方独特性的联系会因为过于关注过程而减弱吗？或者文化要素被极度稀释以至于审美的命脉，乃至是这个学科自身的命脉，从此中断？

我认为，所有这些尺度和项目范围的首要特点是活动、场地和过程之间存在明确的联系。如果这个三元素同时存在，我们仍可以称之为景观设计学。

我们可能不必再去担心这些关于定义的问题，而将我们自己投身于务实的结论中，即景观设计师做了什么，景观设计学就是什么。我充分意识到，这是来自学科边缘的信息。但是我相信，这些边缘将发展成为学科的核心。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吸引着景观设计师朝着这个方向前进：迎接新的冒险！

面对错综复杂的城市问题，景观设计师是应该依然坚持以设计师的美学追求为主，还是大胆地走出传统学科的核心呢？西蒙斯选择了后者。他认为，人与自然已经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没有绝对的人、绝对的自然，有的是各种混合体，而其中都市景观是这些混合体中规模最大一个，并且面临各种环境危机。景观设计学应该主动应对这些环境危机，这意味着景观设计将会更多地涉及能源转型、灾害恢复力等一些新的项目类型。在这些项目中，设计师与工程学科、生命学科的合作是十分必要的。并且，西蒙斯坚持认为，景观设计师有着空间设计的本领，可以采用“通过设计的研究”这种方式，建立不同学科之间的联系。这一思想并非他的首创，但是他实践的途径却是十分有趣和创新的。他作为2014鹿特丹国际建筑双年展的策展人，利用展览的契机，让来自不同背景的人可以脱开他们的政治背景进行协作，并提出了北海风力发电的能源转型的方案。然后再利用展览上方案的影响力去推动实践。这避免了令设计一开始就陷入政治泥潭和各种僵局之中。从文中可见，这一思路在荷兰乃至欧洲都取得了一定成绩。

文中还有十分值得提及的一点，就是西蒙斯对景观设计学的重新定义。他提出，只要“活动、场地和过程之间存在明确的联系，就是景观设计学的范围”，“景观设计师做了什么，景观设计学就是什么。”这一论述十分大胆、积极、开放和包容。这或许与荷兰普遍的开放和包容有关，或许还归因于西蒙斯曾经在荷兰文化、游憩和社工部、农业渔业部等机构丰富的工作经历。无论何因，对我们的启示是，我们或许也可以暂时抛开各种关于学科边界的顾虑，有一些冒险精神，致力于解决一些实际的社会问题，并在其中自然而然地发挥我们的技能，甚至成为粘合剂和主导者。

在翻译方面，尽管个别词语的翻译有待商榷，但整篇演讲逻辑清晰，文字易读而不晦涩，是了解景观设计学前沿的佳文。

由景观设计基金会在1966年发表的“宣言”中明确呼吁，人们应当关注彼时普遍存在于北美各个城市的环境恶劣、社会不平等以及生存质量下降等问题。这份出于当时的景观设计行业领袖们的呐喊，及时而无畏地为人们敲响了警钟。

诚然，在过去的50年中，多数美国城市已逐步改善了空气质量、减少了土壤与水资源污染，并提升了公共开放空间的品质。这些城市大多恢复并更新了其市中心的建设，使得城市更加宜居。

五十年以前，拉丁美洲鲜有景观设计师，也没有设立任何有组织的专业学会或专门的院校。而今，拉丁美洲已拥有多所具备授予景观设计硕士学位资格的学院，以及16个国际风景园林师联合会（IFLA）注册协会。

尽管如此，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人们对于环境的破坏力早已呈现指数级增长——土地荒漠化日益严重、生态系统不断丧失，其中包括大面积的亚马逊丛林、雨林、湿地及红树林沼泽。生态环境的恶化不仅影响了当地及区域内社区的发展，更威胁到了全世界的环境状况。以墨西哥为例，由于水土流失、盐碱化等土壤退化问题，每年约有30~40万的人口被迫离开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

拉丁美洲的城市环境已呈现出显著的扩张倾向。如今，拉丁美洲已有66座拥有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和5座人口超过千万的特大城市（墨西哥城、圣保罗、里约热内卢、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利马）。尽管很多景观设计师已积极加入政府、私有及社会组织中，但整体从业人员数量仍很有限，与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及城市居民人口的剧烈增长极不相称。这会造成十分不利的后果。仅仅在墨西哥，建筑师的数量达到了15万人，而景观设计师则不足千人。（2015年，拉丁美洲城市发展银行城市流动观测站对15座大城市进行了调研。研究发现，城市中的2400万辆汽车、100万辆公共汽车及59万辆出租车造成了这些城市的高度拥挤与严重污染，这些城市的居民每天在交通运输方面就需要耗费超过1.18亿小时。）

墨西哥城。图片来源于网络，由作者提供。

在未来的五十年中，全球大部分的城市扩张将发生在中国、印度、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发展中国家中。根据《经济学人》杂志的报道，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已超越了发达国家或所谓的富裕国家——如美国、部分欧洲国家、澳大利亚及新西兰等，主要体现在国民消费、商品进出口、石油、钢铁及混凝土产量等方面。2011年，全球移动电话服务的82%业务和机动车购买量的52%来自发展中国家。

新兴出现的拥有超过1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主要分布在亚洲、非洲部分地区和中南美洲。图中红色标注的城市为人口超过200万的城市。图片由作者提供。

因此，我们今天所作出的呼吁或宣言必须放眼全球。世界上绝大多数的环境冲击与城市扩张发生在发展中国家中，以欧洲或美国为中心的观念应当转变，唯有如此，景观设计师才能实实在在地促进城市的发展，并有效保护世界资源。

1)绿色科技、可持续的社会与城市，以及绿色经济都是我们实现如上愿景的重要途径。
2)景观设计行业将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通过景观设计，人们可以实现环境正义、社会平等，并避免城市或乡村的边缘化。
3)绿色经济与科技能够带来更多的工作机会，并利用协同效应带动新经济的发展。例如，2015年，墨西哥的农用工业出口总额就已超越石油及旅游产业。
4)为了引导真正的、迫切的绿色革命，促进地球的可持续的、切实可行的合理发展，景观设计师必须接受教育，不断充实并调整自我，以适应社会的发展。
5)北美的高等教育资源可以帮助大量希望取得景观设计相关学位的学生提供教育机会，他们学成后回到各自的国家学以致用。
6)对于景观设计师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的社区改造、环境治理、景观提升、城市部分更新以及生活品质提高方面所做出的成功贡献，景观设计基金会应予以传播、称颂与发扬。

在可预见的未来，城镇化进程仍将在发展中国家继续推进，届时仍将有大量的人口从农村涌向城市。全球生态状况恶化看似在热带雨林等人迹罕至的地域最为凸显，根源却存在于城市中。如何构建真正生态敏感的城市，亟待新的范式，而景观设计师在这一问题上应该成为主导的推进力量之一。

在我们看到一系列城镇化、工业化所带来的环境负面影响的情况下，如何打破传统的城市总体规划思路，将生态基础设施的重要性提升到结构性层次与高度，而非城市规划完成后的美化工具，成为一个重要的议题。景观设计应该摆脱目前尴尬的、无足轻重的角色，而成为组织城市公共空间的框架性元素。在未来，绿色基础设施（生态基础设施即水网、绿色廊道系统等）的构建应该得到与灰色基础设施（路网、电网、给排水等）相当的重视，并应当在城市规划的流程中先行考虑，这一点极为重要。

同时，生态基础设施的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并且其收效是立足长远的，在短期内常常难以看到，如棕地修复、雨洪管理等。若得不到政策和法规的保障，仅凭业主的个人意愿，很难保证项目在必要生态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而景观设计师在这个问题上的话语权仍然是非常微弱的，在项目面临时间、资金的紧张状态时，对“隐形”的生态基础设施的投入往往首当其冲被舍弃。生态城市观念的普及宣传是极为必要的，而对法律法规的完善则是重要的保障。从设计师的角度，如何从形态、空间上体现生态基础设施的优越性、吸引力，使他们不再是完全隐形的，而成为项目的重要空间特征进而提升公共空间的品质，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我们将为子孙后代留下些什么？成堆的塑料、污染的空气还是浑浊的水源？在这个世界上的许多地方，这种由资源分配不合理造成的恶劣生存环境早已司空见惯。下面是一组触目惊心的数据：在全世界72亿人口中，约有60亿人生活在发展中国家，他们每日都在为如何获取安全的饮用水、清洁的空气和有效的废物处理系统而苦苦生存。尤其是水，不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是一种对于发展中国家极为重要的竞争性资源。以印度为例，超过1亿人缺乏洁净的饮用水，而每天有超过1600人死于痢疾。在印度的部分地区，非法攫取地下水肆意猖獗是一个残酷的现实；因水资源的短缺而导致的自杀、谋杀及街头暴力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而在另一些地方，人们在往返工作的通勤路上往往需要淌过没及膝盖甚至胸口的洪水。印度由水资源管理不当而导致的问题已俨然成为一场危机，而全球气候变暖和快速的城镇化更使之雪上加霜。尽管这其中的一些问题超越了景观设计师的职责范畴，但仍有许多方面是可以通过更为合理的水资源管理景观来解决的。以此为入手点，社会机构与景观设计师从整个系统到场地尺度上的实践和传播皆变得极为重要——对水资源如此，对其他重要资源亦然。

今天，身处发达国家的我们，往往对发展中国家资源问题的报导感到震惊，却又无可奈何，如北京恶劣的空气质量、印度的水资源危机和非洲的饥荒。事实上，20世纪五、六十年代，北美洲很多地区的情况与此几乎并无两样——洛杉矶的人们曾头戴防毒面具，谴责着污秽不堪的河流。彼时，一群景观设计师聚集在费城起草关于美国日益恶化的水和空气的“宣言”，其关注的问题与今天人们所面对的如出一辙。唯一不同的是，这些危机如今已变得更为全球化、更加严峻、涉及范围更加广泛。在当前这个资源日益短缺的大背景下，景观设计师必须挺身而出，尽我们所能地修复和重建人与自然之间健康、和谐的关系。我恳请广大景观设计师，跳出常规的讨论、地域倾向和行业的安适地带，去关注和解决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由于快速城镇化而带来的饮用水、空气、食物、废弃物、矿产和能源等方面的严峻问题。

50年前的那份“宣言”为我们描绘了景观设计行业所要尝试担负的众多职责。过去的50年见证了一个属于景观设计时代的到来。景观设计师们运用深厚的专业技能，通过在诸多层面的探索研究来剖析问题，并且通过对各种尺度和随时间变化的复杂景观系统的可视化表达，向大众传达了他们对这些问题的理解。许多景观设计师已经尝试过修复恶化的生态环境、构建健康的人/自然的生态栖息地。然而，我们所做的尚只是皮毛，资源管理及其相关工作任重道远，而发展中国家的饮用水、食物和废弃物处理问题尤甚。

我们能够从这些发展中国家学到很多关于资源管理的知识与经验，包括对资源管理的多重定义，以及资源管理的结构、范例、系统以及景观——所有这些都在我们演讲的同时经历着转变和恶化，因此我们迫切需要去理解发展中国家资源管理的多样百态。这些国家创造了多重功能的资源基础设施，并践行了景观的社区所有制。我们能从他们那里学到哪些有用的知识，以供工业化发达国家在资源管理设计中借鉴？反之，后者又能提供哪些先进理念来帮助前者？在开始设计前，我们就必须对现有系统进行理解和评估。

作为设计师，我们拥有两种干预性的解决方案来应对资源问题。一是通过设计提升现有的资源景观，二是通过创建新的建成环境，实现更为合理的资源管理，从而创造更好的范例。至2050年，世界总人口预计将达到90亿，而新增人口几乎将全部出现在发展中国家，这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快速的城镇化进程。以印度为例，在未来50年里，其人口将达到16亿的峰值，其中包括超过4亿的新增城市人口——这相当于当前孟买人口的20倍！城市版图的持续扩张，迫切需要景观设计师充分发挥其专业技能，创建更为高效的城市景观系统，来服务于资源管理。这同时也为设计师们提供了空前的设计实验机遇。我们应当如何运用从发达国家的经验中学到的知识和教训，以应对发展中国家的资源管理问题？

景观设计师面临的挑战不仅是解决资源管理问题本身，更是如何使发展中国家的公众——尤其是决策者——意识到我们在资源管理的提升优化中所能做出的重大贡献。在印度的大多数地方，当我介绍自己是一名景观设计师（landscape architect）时，人们通常会理解为“造景或园艺”，或者仅一知半解地理解为他们所熟悉的“建筑师”（architect）之意。这并不让我意外，因为印度的景观设计师数量非常之少，大约仅有800名景观设计师——却要服务于全国12.5亿的人口——并且其中只有很少一部分设计师愿意参与解决资源稀缺和分配不合理的问题。作为景观设计师，我们必须作好充分的准备，提供多种解决方案，加强与公众的对话，并积极地为公众参与提供机遇。

当今景观设计专业的学生身处在一个错综复杂而又互为关联的世界，需要通过更具未来意识的全球化专业实践，做足职业准备，从而积极地投身于环境塑造——不仅塑造自己生活其中的环境，更要拓展到全然不同于此的建成环境中，并解决涉及水资源、食物和废弃物等关乎人类生存的资源问题。这些问题不属于传统的景观设计专业范畴，而其如今已成为这门学科教育中的一项缺失，同时也为该学科带来了机遇。引导未来一代的景观设计师解决不同尺度的危机，是让我们的行业顺应未来50年发展的唯一途径。

这是一个值得令景观设计师兴奋的年代，但前提是我们愿意积极面对眼前的机遇与挑战。要想长久地发掘和实现我们行业的真正潜力，景观设计师就必须下定改革的决心，直面并解决现实中资源分配与管理的棘手难题。

Alpa Nawre在25名受邀演讲者中，是为数不多具体关注发展中国家极端环境问题的发言者。这不仅可贵，更引人深思。她所提到的资源问题，实际上是自然环境问题。她的演讲呼吁发达国家的景观设计师关注和处理发展中国家的极端环境问题，呼吁景观设计师从城市、规划、政策的高度来影响决策，自上而下地帮助当地人解决这些问题。然而这种合作是否可以长期有效地实行有待商榷。首先，想要以西方教育和生活经验理解发展中国家体制、经济、历史、文化所形成的综合现象，本身就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其次，美国本土的景观设计在大规模开发减慢的过程中趋于精致化。高品质、高效能的景观设计更加严重依赖当地相关市场与技术的成熟。对细节与趣味的追求逐渐开始为早已成熟的环境理念服务，完成品比理念与过程更能推动设计行业的进步。在这种趋势下，发展中国家相对不成熟的市场变得更难吸引前沿景观设计事务所的目光。在这种情况下，本土杰出人才对当地问题的积极探索似乎是更加直接可行的出路。

“如果我们想拥有更好的生活，就要确保我们的邻居也过得更好。”
——奥斯卡·格劳尔

在技术先进的国家中，贫富差别日趋增大；同时，这些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鸿沟也变得越来越宽。

一些饱受政局动荡和战争摧残的南半球国家和地区，正在流失大量向发达国家迁移的人口。城市的不公平现象导致社会仇恨和暴力行为持续升级。而这些也许仅仅是未来可能出现的更严重的社会问题的预示。上述问题将会由于气候变化，水源和食物短缺，在基础设施、社会服务、新技术、信息及合理政权等方面逐步拉大的差距等因素而进一步恶化。

如此不容乐观的未来和逐渐消耗殆尽的地球资源，是与呈指数增长的城镇化发展密不可分的。这种飞速的城镇化发展将主要出现在目前已拥有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密集带的发展中国家中，而其中大部分又将发生在非常规聚居区中。

在20世纪早期，现代城市规划是全球公认的管理快速城镇化的工具。规划强调功能性和量化，却忽视了文化和环境层面的细微差别。在规划中引入分区制，并结合流动性基础设施系统和社会服务来调控土地利用方式，这也导致了原本紧凑的城市加速扩张和碎片化。此外，现代城市规划也成为了加剧社会隔离问题的“工具”。

在20世纪早期，现代城市规划是全球公认的管理快速城镇化的工具。规划强调功能性和量化，却忽视了文化和环境层面的细微差别。在规划中引入分区制，并结合流动性基础设施系统和社会服务来调控土地利用方式，这也导致了原本紧凑的城市加速扩张和碎片化。此外，现代城市规划也成为了加剧社会隔离问题的“工具”。

在发展中国家，很大比例的人口无法参与到由房地产驱动的发展模式中来，贫穷人口被迫从被列为城市扩张的区域中迁出，而这并非城市规划的初衷。居民聚落开始在那些不适合城镇化发展的边缘地带兴起，包括那些水土不稳定地块、河漫滩、垃圾填埋场周边地区、高压电线下方区域，以及生态脆弱和需要保护的地区。

在被住房建设规划忽视、勒令迁出和整改的数十年间，由于非常规已变成了城镇化的主导形式，为了改善现有非常规地区的发展，一批创新性规划和设计策略开始涌现。拉丁美洲一直处于这种趋势的前沿。例如，2014年，世界城市论坛在曾臭名昭著的“世界凶杀之都”的哥伦比亚麦德林召开，此次论坛展示了这些干预在减少暴力、社会不公，以及提升城市的整体效能方面所作出的重大贡献。

这些趋势现在被许多发展中国家竞相效仿，然而，这种城市干预虽取得了成功，却既耗时费力，又存在诸多局限。虽然这些改变在社区的尺度上非常有效，但却不能解决更大尺度、更为复杂的城市区域的问题。此外，未来20年预计将有一亿人口将生活在新的非常规聚落中，然而，即使在政府主动处理这些非常规性问题的国家，政府官员们对于提前规划新的非常规地区仍然心存怀疑。既然无法阻止这些非常规地区的发展，政府官员们将任由其出现，等到未来再寻求改善这些非常规聚落的方案计划。

思维模式的转变迫在眉睫。在《对未来非常规聚落的规划和设计：塑造自我建设的城市》（2014年由劳特利奇出版社出版）一书中，我就如何解决这些挑战提出了一些建议。这被我称为“非常规‘电枢’策略”（IAA，Informal Armatures Approach）的提议并不复杂，但是需要不同的思维方式、新的设计策略和管理标准。

墨西哥城。图片来源于网络，由作者提供。

在未来的五十年中，全球大部分的城市扩张将发生在中国、印度、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发展中国家中。根据《经济学人》杂志的报道，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已超越了发达国家或所谓的富裕国家——如美国、部分欧洲国家、澳大利亚及新西兰等，主要体现在国民消费、商品进出口、石油、钢铁及混凝土产量等方面。2011年，全球移动电话服务的82%业务和机动车购买量的52%来自发展中国家。

由作者所著的《对未来非常规聚落的规划和设计：塑造自我建设的城市》（2014年由劳特利奇出版社出版）一书。

IAA主张对于那些新兴的非常规地区，若加以适当的辅助，可演化成为和谐、有吸引力的都市区域，甚至可能优于常规城市。它提供了一种将城市活力、灵活性、有机形态、地方意识以及非常规的公众参与和前沿的规划、设计策略相结合的可能性。这种抢占先机的、不间断的方式可能衍生出一个常规与非常规相混合的产物，其将在不同尺度上实施（从特定场地尺度到国土尺度），形成丰富的都市生态环境，并通过不断与时俱进来提升自身弹性。

然而，IAA的成功需要满足以下几点条件：
    1)认同“不作为”将会因社会和环境的压力付出高昂的代价。这种认同要求我们接受非常规作为一种合理的城市产生的模式，我们必须接受它，并用创新的方式来对其加以影响。
    2)制定更具前瞻性的土地投资政策，以降低房地产驱动模式的排他性影响，并随着时间的流逝，获得更为平衡的城市组织形态。
    3)关注社区在规划、设计和管理上无法独立解决的问题，并以实体和非实体性支持系统来应对快速的变化；与此同时，还要解决以下问题：
      a. 公共领域、社会服务的普及，以及如何使它们与时俱进；
      b. 提供适合自我建设的土地区块；
      c. 逐渐整合那些通常仅出现在常规城市中的都市元素。
    4)增强政府部门、专业性组织、私营部门及社区之间的联合，培养可以亲临现场与各跨学科团队、普通居民开展合作的领导者和合格的服务型企业。

与传统规划不同的是，IAA加强了生态性、社会性和效能性，其深入研究与每个背景环境相关的各个方面，向人们描绘了一种令人信服的、灵活的、与时俱进的公共领域愿景。

这些辅助性的“电枢”可能会与不同的城市领域相结合：低成本流动、水管理、食物生产、教育机会、当地制造加工技能的利用、减少社会暴力、增强自我管制等。最重要的是，社区将尽其所能地谋求发展：居民们将建设自己的居所，发展稳定的社会关系，并主动融入可增收的经济活动。

IAA可以被视为一种能够更好地辅助新兴非常规城市建设的景观都市化策略。尽管这些策略尤其适用于发展中国家，但其基本标准以及在对效力的追求、创造附加值的能力、与时俱进的管理和对弹性的提升等方面的优势，都可以被运用到任何背景环境当中。

“环境与社会危机”是摆在人类面前的重大课题。常规性城市化是在过去几十年快速城市扩张下的管理模式，是自上而下进行设计的产物。传统的城市设计实践不管是在应对社会与环境的危机的规模方面，还是在采用生态实践方面都有所不足。所以，“现代城市规划也成为了加剧社会隔离问题的‘工具’”。非常规性城市化削弱了居民对很多城市性方面的使用依赖，生活中也出现很多不定性和短暂性，当然同样有着一些严重问题遗留。但它揭示了居民对于另一种规划的参与程度，对于问题的解决也是多样而崭新的。这是自下而上的设计产物。

而所谓的“非常规的电枢”策略是这双重规划逻辑下的“混合产物”，也是近几年生态都市主义者们所大力倡导的。非常规城市化的挑战之一就是需要跨学科专业的辅助，以全球化的视野，运用区域性和全局性的方式思考多层级的环境与社会的特质，从而促成一套适应特定情况下的弹性设计原则。

自1966年“宣言”以来的50年里，景观设计行业硕果累累。与50年前生态规划的先驱们所面对的环境形势相比，引领世界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北美、欧洲各国都有了可观的改善。景观设计行业在很多领域都发挥了关键的作用，通过运用更多样的技术方法（诸如设计结合自然、可持续场地管理、生态雨洪管理、绿道和绿色基础设施、绿色屋顶，以及公众参与等），提升了公众认知，改进了自然和人类生态系统的设计与规划实践，更合理地对自然和文化资源进行了管理。如此显著的成功印证了先驱们在50年前的预想：“没有一蹴而就的治愈良方，也没有一种可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我们唯有通过多种综合的方案的协同作用才能解决问题。”

然而，生存的挑战并没有就此结束。这些发生在美国区域尺度上的幸运的改善，并不能缓解全球境况的恶化。今天，随着全球化和世界范围内的城镇化，那些50年前曾被认为是区域性的和国家层面的环境危机已升级为全球性问题，特别是在东南亚、印度、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这些问题尤为棘手。而且，全球气候恶化已是不争的事实：日趋严重的水源、食物和能源短缺，伴随着环境的恶化，已严重威胁着人类自身的生存。以中国为例：过去50年间总人口增长了一倍，城市人口增加了6倍，75%的地表水被污染，400余座城市面临水资源短缺。同时，70%的人口每年都在同发生在城市和乡村中的洪水作抗争，全国三分之一的区域饱受雾霾侵袭，50%的湿地在过去50年中消失，大量稀有物种灭绝。除此之外，我们也遗失了大量宝贵的文化遗产。正如先驱们在半个世纪前所说：“在今天看来只是影响我们生活质量的污染和破坏，将威胁生命我们明天的生存。”很显然，除了保护地球家园，我们别无他途。

然而我们并非孤立无援。我们的行业的先辈们在发表了1966年的“宣言”之后的努力和成就，至少已经向世界证明了景观设计行业对环境恶化的改善是成功的，一种综合的、共生性的策略——也就是通过景观过程与格局的设计——成为了解决问题的关键。为了赢得我们新一轮的针对全球环境恶化的改善的战役，我们需要推广那些已经经过检验的最佳实践方案，在更大的尺度上运用更为综合的、共生性的策略，并进一步完善使其兼容并包。在这个史无前例的时刻，我们必须完成治愈地球的使命，成为先驱们所倡导的“指挥家的角色”——如麦克哈格所说：“景观设计师不该是孤军奋战的艺术家，而应该是使与景观设计相关的所有学科和个人团结到景观这一媒介中的引领者”。

面对这些全球性的挑战和机遇，我们需要对景观设计行业重新定义，将其看作是治愈地球、维系人类发展的生存的艺术。景观是所有自然演替、生物进化和文化进程交融的媒介，因此景观设计学（景观的规划、设计和管理）将是在错综复杂的自然与人文环境下，带领人们面对生存挑战的关键行业。面对现代的生态和环境危机，以下三个策略将指导景观设计行业成为引领者：

(1)规划实践：保障和完善各个尺度下的综合性生态基础设施，以保护不同的生态和文化资产，并提供有效的综合生态系统服务，以作为精明增长和精明保护的工具和框架。
(2)设计和管理实践：定义一种新的美学，一种基于健康的生态演进、唤起人们内心深层次美感的“大脚美学”（可持续美学），而非扭曲的、矫揉造作的、华而不实的“小脚”美学。这种美学必须是高效而丰产的，可在较少的维护下提供重要的生态系统服务。
(3)全球合作与教育：作为专业人士和学者，我们必须达成全球尺度的协作，共享知识、共同对抗来自世界各地的环境危机。我们都了解，地球环境牵一发而动全身，必须通过改革和重建景观设计学的教育体系，建立和巩固景观设计学作为一种生存艺术的基石，通过构建和分享生存技术的智慧来应对洪水、干旱和食物生产等挑战，而不是简单地教授装饰花园的艺术，取悦精英的消遣只能事。让学生们向农民学习，向不同气候和环境条件下的本土可持续景观实践知识与智慧学习，建立一个面对多样环境挑战的专业实践智慧库。这些将为景观设计行业开启一片全新的广阔空间。

会议现场©吴尤

中国学生和参会人员

中国参会人员

作为世界影响力显著的中国景观设计师和学者及教育家，俞孔坚的观察视角从来都不仅仅局限在本土，而是从中国经验出发，寻找世界共同问题的普适性解决方案。同时，从50年前的美国类比到现在的全球境况，他认为已经经过检验的美国和欧洲的现代景观设计学理论和实践体系已成为救世济民的良药，需要推而广之，但这并非全部，而中国五千年的生存智慧，特别是农耕智慧，则将极大丰富世界景观设计学应对全球性环境与生态危机的策略。俞孔坚及其北大和土人的近20年的研究和实践已经向世界证明了这一点，并获得了国际同行的高度认可。

我相信有关人为导致的气候变化的科学共识已是无可争议的。詹姆斯·汉森——一位曾就职于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NASA）的气候学家，由于他的多项推测最终成为现实而被备受尊重——近日向公众发布了一则令人沮丧的警告：当提到逆转或者缓解由于气候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时，我们便已经濒临绝境。

以下几个令人担忧的事实证明了全球变暖已经到来，并且比预期的发生得更快：

1. 2015年是有历史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而且过去的十年是自1880年以来最热的十年；
2. 2015年十一月，地球升高了1℃——这是官方正式发布的数据，但是大多数人认为这只是保守估计——如果增长幅度高于2℃就意味着超过了防止毁灭性全球变暖的安全极限，而我们已经达到了这个极限的一半。
3. 最骇人听闻的事实是：东西伯利亚北极大陆架的甲烷正在向外渗漏。

我们如今的大气中CO2含量为400ppm，超过了预计的350ppm这一临界点，这等同于每天用四十万颗广岛原子弹来加热我们土地、空气、冰川和海洋。如今全球海洋的温度比140年前升高了1℃。温度升高的北冰洋导致永冻的东西伯利亚北极大陆架融化，并开始向外渗漏甲烷——这种气体是CO2吸热能力的20至30倍。北冰洋的海底蕴藏了如此巨量的甲烷气体，以至于小部分的渗漏就会导致地球大气的平均气温骤增10℃。

据最近对西伯利亚北极大陆架的观察显示，甲烷从海底渗漏的比率正在增长。这些事实已经令那些声称甲烷在当下或将在接下来几十年内面临灾难性的渗漏或“沸腾”的科学预言变得凿凿可信。如此的渗漏将以指数般扩大全球变暖的影响，致使灾难要比我们预期的更快到来。

在此之前，景观设计基金会（LAF）的宣言正确地预测了1966年的环境危机，并作出了相应，继而为我们描绘了未来五十年的愿景。愿景中的生态规划倡议和教育目标已经实现。然而，我们要直面一个棘手的新挑战。在1966年，那些富有远见的先辈没有预测到伴随着全球化或人口爆炸而来的过度的矿物燃料的使用和消耗，而此状况的影响超出了我们行业通过负责任的设计在可持续发展方面所有已付诸的努力和已取得的成就。

我不再认为个人或有责任心的实践者们能够有效地为扭转这个被印证已久的危机，因为这种危机已经迫在眉睫。我们不能再等到下一个五十年了，或者连十五年也不能再等了。我的结论或许听上去很悲观：我认为再优秀的专业实践也无法在解决全球变暖这一问题上发挥作用——我们正在经历这个问题所带来的严重影响。我也绝不是在宣扬要停止发展我们的行业优势，或者停止我们作为有责任感的实践者去履行个人职责。但我今天想说的是：在面对这个严峻的环境危机的十字路口方面，我们必须在景观设计实践之外做得更多。摆在我们所有人面前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做才能不让上述灾难变为现实？在全球变暖的影响比预期到来得更快的情况下，作为旨在管理自然环境的从业者们，我们该做些什么？”

我的宣言实在呼吁一种集体行动：我们必须为基于消除人为性全球变暖的地理技术的发展和测试进行资助，直到CO2的排放达到消减要求，并同时实现可持续能源经济的转型。

重中之重的是，我们应该发展为北冰洋降温的科技，因为由于北冰洋冰川融化而可能引起的大量甲烷渗漏会造成一场波及全球的危机。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些可以迅速为北冰洋降温的技术，这些技术可以以“太阳辐射管理”（SRM）的形式被应用到了任何所需的尺度上。我们应该立即投身于此方向的研究和发展中去。同时，我们要聚焦于减少大气中的CO2含量，并通过CO2脱除技术（CDR）过程来降低污染的程度、缓解全球变暖的影响。

把减少全球温室气体排放作为我们最为紧迫的、优先处理的事情，因此我们需要实施碳发电站的废气减排——无论是现有的、新建的，还是计划拟建的——尤其必须严格控制那些应用了捕碳和固碳技术（CCS）的火力发电站的废气排放。

科学家们已经设想出多种方法，并可能发现了实现上述目标的创新方案：所以这些解决方案在技术上具有非常高的可行性。但是在实施之前还需要更多的研究和检验。我相信“科学”可以帮助我们渡过即将到来的困境，并为我们争取更多的时间，从而最终实现“零碳排放量”的这个长远目标才终会实现。

因此，我在此敦促美国景观设计师协会（ASLA）创立一支更具信服力的政治力量，以此来鼓励我们的决策者和政客们去支持那些大胆创新的研究，这些研究将通过可以防止北冰洋甲烷渗漏，以及封存和捕捉甲烷的技术来拯救地球的大气环境。我们必须对政府施加压力，去投资于那些同“曼哈顿气候变暖调控计划”类似的项目，以此来回应摆在我们面前的环境危机，尤其是与北冰洋甲烷渗漏有关的。ASLA的政治议程应该同样重视社会媒体的声音。现在是通过这些平台就可以导致政治变革的时代。请愿和签名活动驱使了那些执政者正视民众的呼声。这就是现代版的“街头游行”。我们必须成为“网络上的勇士”。

我们作为接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阶层，拥有影响大众的能力。同时，我们还拥有培养人们对环境危机的意识及做出改变的力量。我进一步的提议是：作为一群敬业的景观设计师，我们应立即举办一场声势浩大的关于气候的社会活动，举办者应该是两个能代表我们的、最重要的专业组织——ASLA和LAF。我们必须敦促这两个组织正式认识到现状的严重性，且与我们并肩作战，并同时支持与其他付诸实践的团体的结盟，例如350.org、地球之友（Friends of the Earth）、绿色空间（Greenpeace）、北冰洋甲烷紧急小组（Arctic Methane Emergency Group）等组织，这些团体正在全力以赴地、英勇无畏地为全球变暖的政策和行动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ASLA在华盛顿有一个游说团队。我们必须最大化地使用所拥有的知识权威和政治影响力，从而有策略地推进对气候拯救行动。

总之，我建议将我们的优先顺序从侧重个人实践转移到群体合作的政治行动中去，以此督促我们的政府：

1. 联合国际力量为北冰洋降温，抑制甲烷渗漏并有效地降低大气中的CO2含量；
2. 立即付诸大量的行动来全面削减全球范围内的CO2排放；
3. 快速向完全可再生能源转型。

我希望世界上顶级的科学家们找到为我们争取时间的方法，从而可以阻止气候变暖势态的加剧。那么，我们将获得学习如何与地球和谐共处的第二次机会。但我们必须共同为之付诸行动：从现在开始！

全球变暖”被主要归咎于人类活动的影响。在过去的十几年间，变暖现象集中高发，这致使海平面上升、海水温度增高、冰川冰盖面积萎缩等一系列环境问题频繁发生。玛莎·舒瓦茨作为一位女性景观设计师，以一系列形式独到的实践项目而闻名。在此次会议中，她以行业的视角对拯救“全球变暖”进行呼吁，且消极地推断景观设计师的项目实践行为对紧急状态下气候危机的缓解无足轻重，而是更多地侧重景观设计师团体协作的影响力，并主张有策略的合作，从而推动政府行为下的决策制定与执行，特别是对相关技术研究的资金和政策支持。

针对“全球变暖”的思考本就是全世界和全人类的当务之急，不仅仅需要行业内的合作，也需要多学科、多国家和多民族的共同推进。尽管玛莎在宣言中提出了几点实施建议，却并没有太让人印象深刻的实施细节。景观设计师站在人文学、自然科学和艺术学的交叉路口，在社会学家、工程师、规划师或生态学家的角色间转换。比起单纯的行业内合作，在玛莎所鼓励的“共同合作”中，景观设计师能够做的其实可以更多。

1966年，“宣言”的起草者们宣称，是对严重的环境危机的担忧将他们聚在了一起，并成立了景观设计基金会（LAF）。他们提出了对景观设计行业加以武装的呼吁。50年之后，在各行业日趋各自为政的世界，尽管存在质疑之声，但景观设计学很可能仍是维护社会与生态公平的最强有力的工具。

面对气候变化、水和食物安全、森林过度砍伐、基础设施、能源和无节制的城镇化等当今世界最紧迫、最根本性的问题，景观设计学拥有着当仁不让的解决能力。一批全新的具有挑战性的项目正在等待着景观设计师去应对。此外，除了美观和功能性以外，景观设计学贯穿于不同尺度和生态领域的完整设计体系使之成为了具有信服力的政治媒介。

如今我们站在悬崖之上，处在一个重要的临界点：我们这座星球正面临着完全毁灭的危险。这永无休止的、互相关联的、具有自我适应性的增长、积累、重建和重生的轮回，不断发生在尺度与时间相互嵌套的人类和自然生态之中。景观设计师不仅要切实完成重塑地球生态系统的使命，并且要通过更广泛的、系统性的思考，来改变我们在这座星球上赖以生存的栖息环境——景观设计师必须拥有这种扭转势态发展的力量。

这个世界正在迈向灾难，而景观设计师对此肩负重任，我们是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局面的核心力量。气候变化绝非无稽之谈。妥协性的宣言不会造成强有力的影响。景观设计业必须帮助政策制定者划定界限，并为社会运动指引方面。富有魄力并给人以鼓舞的设计项目将影响并引导政策的制定。

需要对北半球的大众文化进行谨慎而大胆的再修改和再调整，因为发展的进程处于不断的变革、优化和修正之中；这个进程不再将容纳和适应大规模的人口、社会和经济增长放在首位。新的混合型生态必须在城市与自然、消费性与生产性空间、非渗透性与渗透性地表，以及都市与乡村之间形成创新性协同作用。

在城镇化、工业化和移民迅猛增长的南半球，大规模开发的同时必须保证自然生态的稳健发展。健康的植被和水系统构建了我们人类的环境，并为适应性景观搭建了框架。通过对自然和人造生态系统的整合设计，我们必须提升国家和城市应对自然灾害的恢复能力。除了我们的同行们在50年前的深切呼吁，更多时候，景观设计行业常处于重大环境议程之外；在西欧，那些偶尔由景观设计师领导的重大城市转型项目，以及有其参与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已成为环境议程最为先进的前沿领域。美国的景观设计师们需要更富预见性地创造更多机遇来进行环境设计——而非进行零碎的或临时性设计——景观设计师必须为持续扩张公共领域的政治意愿承担更多责任，积极对客户进行熏陶和宣传，以帮助其正确理解并重视景观设计师在国家、区域、城市和地区等各个层面上的角色及重要价值。尤其对于美国的景观设计师来说，正有无限的机遇与巨大的责任摆在我们眼前。波及全国各个城市的社会纷争有增无减，加之近年来出现的许多极端气候现象，如持续的热浪、干旱、洪水、龙卷风和火灾，都向我们揭示和暴露了人类和自然生态系统之间的脆弱性。而这一切恰恰为我们再次响起了警钟：景观设计行业迫切需要建立平等和真正民主的公共环境，并实施风险缓解策略。

同时，景观设计行业有能力——也有责任——发掘项目的独特性：它们的运作模式、不为人知的关键所在、逻辑、机遇和潜在危险。对“绿色浪潮”和相对应的“以绩效为主导”的痴迷显然不是万灵药。实地研究会展示出一块场地的地形和地质情况，以及每一天中混乱和万物相竞的现实状态。对现有景观的逻辑、某区域内的文化植入、社会的形成和空间的编排等进行调查，需要同时从历时性和共时性的视角考虑。

现场中的图解式的说明远比描述性文字更有效，并且可以成为一种呈现重要事实的形式（选择测绘的内容极为重要），以及从未说出的、未写就的事实中通过触觉和感官而获取洞察力的基础。相应地，景观设计则可作为一种抵抗有愈演愈烈趋势的同质化、全球化，以及文化和场所“贫瘠化”的有效工具。景观设计项目必须充分结合地理、地质、文化等多方面的环境与背景，实现嵌入式设计。

人类对景观设计正表现出前所未有的迫切需求性。与此同时，景观设计业必须重拾其作为一门关键学科的地位，巧妙地综合生态系统、科学数据、工程方法、社会实践和文化价值，将其全部融入对建成环境的设计。大胆的愿景需是构想与实际的结合，这样才可以激起推动社会平等和环境正义的对话，彰显景观所拥有的变革力量。此时正是再一次呼吁对我们的行业进行武装的最佳时机——让我们积极投身于这个世界，证明景观设计的必要性！我们行业的政治媒介角色必须重新焕发强大的活力：在重塑生态系统和改变生活方式上，景观设计业要成为当仁不让的引领者。

Kelly Shannon强调了国家、区域、城市和地区不同级别的角色角度和尺度的变化。现在众多项目都受限于尺度视野，相应的生态、可持续的标准关注更多的是一定尺度的建筑或社区，而不是整个城市乃至城市之间或国家层面的基础设施。过快的城镇化进程也导致相应的生态和城市设计理论在尺度的研究上的滞后。

在过去几十年中，放任自流的城市发展和权力政治过度消费了环境资源，严重破坏了生态系统，造成了社会和文化的贫瘠。人类对于城市生活的满足感来自于平等和民主的社会、经济、文化和生态的公共环境，而这种满足感来自于多样性的生活方式参与的愉悦感，和与之配套的物质空间与基础设施。

通过共时性的景观系统结构与历时性的系统演变的研究，并以此联系到景观空间设计的流动性，建立了景观设计的时空观。

未来的景观设计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也拥有巨大变革的力量，因为极速化的挑战与地球资源的限制更加迫在眉睫。重新界定景观设计作为一个行业和学科的中心是非常必要的。这将与我们以前做的不同，景观设计将作为包含社会、经济、文化和生态等众多复杂关系的载体和学科，理应配备与其相匹配的视角范畴与应对机制，从而帮助我们思考城市现象，以及规划与设计，并处理现有的状况和未来的走势。

借此景观设计基金会（LAF）创办并LAF早期“宣言”发表50周年之际，我们得以重新回顾这个行业本身的身份和抱负。所谓的“景观新艺术”的提出者们特别强调，建筑学是与景观设计这个新兴行业最贴合的文化认同。为此，他们提出了一种具有创新性和改进性的职业定位。这一新兴的包容性行业形成于19世纪后半叶，是在为了应对工业化城市中社会、环境和文化等方面的挑战的背景下诞生的；景观设计师也被寄予厚望，肩负着在工业化进程中进行民用基础设施整合、环境改良和公共提升的使命。美国景观新艺术的推动者们致力于将这个新生行业的定位与古老的建筑艺术联系在一起。这个将建筑设计（而非艺术、工程或园艺）定义为景观设计的类同行业的决定，对人们理解当代景观设计至关重要。这段历史向我们阐明了在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城市规划如何勉强作为景观设计的一部分，并最终发展成为另一个独立的行业；同时，它也有助于我们理解21世纪初期关于景观作为城镇化的一种形式的争论。

这一连串的探究为我们揭开了于20世纪上半叶从景观设计中分离出去的、强调生态的区域规划学科的溯源。20世纪后半期，随着景观设计的重组——逐渐发展为一门高科技、高专业性的环境科学分支——区域规划与景观设计之间的学科分化愈加深刻。而景观设计之所以发展为一门环境科学的分支，部分因素是景观设计拥有作为一种科学性活动的潜能，而这种观念也成为了1966年“宣言”的主要构架。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这种定位开始转向一种强调经验主义的规划过程，而这个过程的实施仅限于稳健的福利国家。由于整个时代的景观设计师主要被训练为环境倡导者，在通往强调理性的生态城市规划之光明未来道路上，这种方式被证明是一次不幸的迂回。暂且不论正确与否，但在太多情况下，理性的生态规划项目都被解读为反都市行为；也有很多时候，其被视为超验主义，最终甚至被视为非理智的行为。这种将景观设计作为环境科学的子学科的定位，也开始在逐渐萎缩的福利国家和新自由主义经济体崛起的大背景下，被视为不切实际。

近来将景观重新纳入关于当代都市主义讨论范畴的观点，与强调生态的区域规划并没有太大关系。真正与其相关的是对当代设计文化的理解。如今，城镇化的挑战与如何利用经验主义知识和科学方法上的优势并无关系，但却与文化领域上的政治性失败关系颇大，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与福利国家对理性生态规划的期望背道而驰的。景观设计之所以在近年来拉近了与都市主义的联系，而不是向历史悠久的、以环境为导向的区域规划和城市规划靠拢，根源在于近年来其对于设计文化的包容。

从许多方面来讲，大部分当代顶尖景观设计师对该行业的兴趣，源于过去二十五年来的建筑语境，仿佛后现代主义终于来到了景观设计领域一般。不足为奇的是，许多这些顶尖景观设计师在景观生态学方面所接受的教育，仅仅是为了满足建筑学理论的需要。以此种方式培养出的这一代景观设计师和城市设计师身上体现出一种趋势，即他们对多种看似相悖的生态理论抱有包容态度。很多当代的景观设计师将生态视为一种城市力量和流向的模式、设计领域不同学者之间的媒介，以及一种提升公共认可和公众参与的工具。他们也同样借助生态学的传统定义——一种作为物种与其栖息地之间关系的科学研究——以应用于更广泛的文化或设计范畴。生态学除了作为一种模式，也开始成为可被诸多知识、学科领域理解的一种表现语汇。生态学作为一种在表现形式上发挥作用的认识论框架，与社会、人文科学、人类学、历史、哲学和艺术均相互关联。这种从表现性层面对生态学的理解，随着其在设计领域的传播而变得尤为重要。尽管长期以来，景观设计和城市规划倾向于将生态学作为一种实用性自然科学，但在建筑和艺术领域，人们却认为生态学是一种来自社会科学、人文学和哲学的表现形式。在基于这种观念的有趣的当代城市项目中，城市形态并非由规划、政策或范例所决定，而是通过新兴生态的自我调节过程形成的。在很多案例中，城市最终的形态并非经由设计决定，而是随着与社会、政治和文化相关的生态过程不断发展而成的。

放眼国际的当代景观设计实践，我们暂时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很多案例中，景观设计策略优先于规划策略。在大部分这些项目中，对生态的理解决定了城市秩序，而设计媒介通过包括土地利用、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和设计文化等方面的一系列复杂措施来推动设计进程。由于设计竞争、赞助者的捐赠及社区舆论等因素的影响，一个原本行之有效的规划管理体制常会变得冗长复杂。在很多这些项目中，景观设计师实际上扮演了城市规划师的角色，会重新构思城市范围，重新组织经济、生态、社会和文化秩序，以服务于一个新型的城市环境。而这些实践也都在向我们表明，景观设计师在当今时代正肩负着城市设计师的职责。

景观设计的身份（Identity），或者说其实践目标和学术核心，一直困扰着本专业，这几乎是行业的内部共识。当参会嘉宾皆如现代主义或者先锋前辈们那般，尝试以宣言为行动纲领和共同口号的时候，我们注意到的事实是，今非昔比，上个世纪初的文化和政治气候与当今的境况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因此，这可能需要一种更加辩证的思维和态度来审视这次费城的景观盛会。也就是说，对此次景观会议持有任何的姿态，乐观抑或者悲观的情绪，都不应当是盲目的。回到Charles Waldheim教授开篇所提及的问题，景观设计危机的现实界线和历史内容是否已经得到了清晰的阐释，很可能是景观设计专业的阿喀琉斯之踵。只有系统性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下一个层次的景观思考才能继续深入地延伸。

实际上，经历了一百五十多年的专业发展，景观设计完全没有必要刻意地自卑或者无故地自大（例如建筑学内部一直存在着其终结的声音），起码两种极端的情绪时常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不断的困扰着专业探索。历史的魅力在于，它可以提供一个相对客观的事实（肯定不是绝对的客观），比如说，景观是从建筑和艺术两大学科的内部中演变出来的，而景观又是城市规划专业的源头之一（如Waldheim教授文中所言）。因此，无论景观走向了深处（即艺术探索，虽然杜尚或者安迪·沃霍尔的艺术与安格尔时代的艺术已经完全不一样了），还是景观走向了广度（即偏重城市的计划），都不必为之过于忧虑，当景观的阐释和应用从本体论转变到认识论（准确地说，正如米切尔所言，景观不在关注“它是什么”，而是景观能够发挥什么的效应）的时候，就可以摆脱过去的局限和荣耀，挣脱出喋喋不休的二元争论，回归一种理性的视角。

Waldheim教授在过去的20年间，一直都是景观都市主义的激进倡导者。景观都市主义的真实和虚妄，目前国内学界和行业经历过众说纷纭之后，恰如喧嚣过后的无人问津。不过现状与事实并非一致，景观都市主义的理论底蕴，抛开若干的理论逻辑漏洞之外，还是极为丰富的。Waldheim的贡献在于进一步深化了奥姆斯特德和麦克哈格的历史遗产，即继续从文化理论上探索景观与城市之间的关系。无论在《围捕底特律》（StalkingDetroit）一书中关于景观之于后工业城市的当代文化解释，还是《景观都市主义读本》（LandscapeUrbanism Reader）中涉及的景观都市主义的历史谱系溯源（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清晰地掌握历史谱系并非仅仅为了回顾辉煌与提供合法性，更重要的是将历史视为具有创造性话语的发生场所），再到去年编辑出版关于城市与景观的著作，直到这篇强调景观规划设计师的身份问题，Waldheim的关注焦点一直都是如何历史性地翻转景观的媒介作用，从静止的舞台布景转变成主动的创造力，即，如何让景观从边缘性的绿化装饰和背景，转变成更积极的前景空间，进而有效地参与城市空间的发展，使得景观能够扮演一种城市主义的主导形式。

虽然Waldheim对于麦克哈格的环境决定论和福尔曼的景观生态学之于景观设计专业，仍然抱有一定的成见，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上说，他的立场并非是为了否定自然科学与景观设计之间积极的互动效应，特别当他以社会进程（福利国家的程度高低）与景观设计建立起结构关系的时候，过分的苛责具有经验主义和超验主义的生态规划，显然是力不从心的。我们可以退一步认为，Waldheim采取一种“混乱和模糊”的叙事方式，在支撑某种论断的时候，必须要对特定的历史状态给予批判性的态度，哪怕是有些言论呈现出矛盾性。 

拉维莱特公园的国际竞赛显然为景观设计打开了另一个世界，后现代性的理论话语被逐步地用来修饰建筑和城市空间，此时景观设计还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路径中迷茫，于是，景观在是20世纪30年代的那一次革命之中没有实现跨越之后，在25年前左右的关键时期，又令人失望地错失时机。Waldheim很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即便他在大多数的情况下饱受指责，认为其理论与实践分离，但是我们完全没有理由忽视他在景观与当代文化之间潜在关系所进行勾连所付出的努力。这既是拉维莱特公园给景观设计的财富，也是库哈斯、扎哈和艾森曼那一批知识分子式的建筑师给景观的启示。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Waldheim还是回到了詹姆斯·科纳的理论上，提出了生态学是介入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中位空间上，它调和自然与文化之间的对立，能够提供那一套目前看来还未过时的话语，而这恰恰是国内景观设计学界长期遗漏的研究点，因为我们自始自终就放弃了景观与当代文化之间的潜在关系的探索。

伊恩·麦克哈格常常提及他定义的“冗长的叙述”（litany），他相信这“叙述”中繁多的内容和关注议题是每一位景观设计师都应该积极结合到他们的工作中的。伴随着麦克哈格和他的同事们主张学生和实践者们“必须通晓地理学、地文学、气候学和生态学，以此了解世界各地独特的地貌特征，以及为什么植物、动物和人类聚集在一些特定的区域，而不是其他地方”，“冗长的叙述”也成为了1966年“宣言”中的核心信条。“宣言”还坚信，设计师只有通过这些上述所说的视角来“诠释”景观，他们才有正确地规划和设计环境的能力。1966年的“宣言”从根本上主张景观设计应该被理解为自然科学的应用学科，并为过去的半个世纪指明了学术方向和关注领域^[1]。因此，我认为现在是为21世纪景观设计师建立一个修订版的“宣言”的好时机。与1966年的“宣言”相比，新的“宣言”的内涵将大大丰富。

首先，我要倡议一个修订版本的“宣言”，建议把关注的焦点从纯粹的环境议题转向对于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背后复杂的运作机制更深层次的认知和理解。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推动了城镇化的发展有关的活动，而这些活动也是我们行业当下和未来的工作核心。以城镇化的潜在驱动力和刺激为基础的积极参与，和试图去限制、弱化和消除它们的影响同等重要。如此的方式旨在扩展学科领域的参与，并丰富行业的“词库”和评估方式。

我作出上述言论不是因为我是一个没有受过正规培训的景观设计师，而是因为我看到了景观设计解决城市问题的潜力。景观设计师潜在的协商才能和综合分析多种关系并转化为可实施的策略和解决方案的能力尤其令人惊叹。这些时常相互矛盾对立的关系涉及经济、社会、文化以及环境等方面。就这一点而言，景观设计作为一门学科，提供了一套强大的工具，这套工具可以在面对与未来都市环境相关的无数挑战时为设计师提供指导；然而这一切只能在行业摆脱了仅通过环境（或者“生态”这种现在更官方的说法）来主张和评估的负担后才能实现。

然而，这个观点在如今或许会被视为异端邪说，但我相信这是我们学科必须要面对的事实，以防止景观设计最终衰退至单纯的职业技术，而不是将之提升至一个具有关键意义的文化高度。为了证明此论点，我想简要陈述三个可预见的原则：

放眼国际的当代景观设计实践，我们暂时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很多案例中，景观设计策略优先于规划策略。在大部分这些项目中，对生态的理解决定了城市秩序，而设计媒介通过包括土地利用、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和设计文化等方面的一系列复杂措施来推动设计进程。由于设计竞争、赞助者的捐赠及社区舆论等因素的影响，一个原本行之有效的规划管理体制常会变得冗长复杂。在很多这些项目中，景观设计师实际上扮演了城市规划师的角色，会重新构思城市范围，重新组织经济、生态、社会和文化秩序，以服务于一个新型的城市环境。而这些实践也都在向我们表明，景观设计师在当今时代正肩负着城市设计师的职责。

(1)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1966年“宣言”中所依赖的城市和非城市的双元化概念已不再合理。亨利·列斐伏尔认为，所有人为影响形成的都是城市的；就这点而论，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地球上的全部的景观，无论是实体或是意识上的，都必须被视为受影响程度不同的城镇化环境。

因此，规划师和设计师们面临的根本问题已不再是地域的问题，而是如何做的问题：我们如何对那些不计其数的人为影响方式的密度、形式和后果——它们正在持续不断重塑着地球上的景观——进行影响、管理或协调？这个问题不能仅依赖作为我们行业的指导的自然科学来回答。我们必须着眼于更广泛的来自体制的动因和驱动力，来揭示景观设计是如何积极参与、渗透、改变并影响它们的。

(2)城镇化活动，尤其是新兴聚落和基础设施的建设，长久以来被认为是经济增长的实体性表现。然而，这个观点已不再令人信服了。越来越多的城镇化由投机性动因产生：用城镇化作为催化剂来追求不寻常的经济增长或谋求政治力量。结果是地球表面的景观面貌产生了快速且彻底的巨变。这些巨变尤其出现在那些被称为“新兴”的政治体系中^[2]。

对城镇化所带来的实体利益的高投机性行为被当作旨在提升国际地位的必要贸易手段来对待，而罔顾人口和市场现实。由于这些投机行为需求的刻意性，其常常因为完成度低、半途而废、不可达性或普遍置空等问题而以失败告终；反过来，这也导致了严重的后果——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影响。

这说明规划师和设计师不能再将他们的视线仅集中在作品能够带来的诱人收益上，因为这些诱人收益成为实现的可能性正在逐渐降低。相反，规划师和设计师必须在他们的工作中建立调节、调整，以及应对突发事件、项目中止或重新开发的有效机制。为了让设计和规划产生更多有活力的城镇化形式，规划师和设计师必须对能够从一开始就推动这些城镇化活动的相关系统和议程进行了解，并积极参与其中。

(3)尽管我们非常欣喜地看到，现在越来越多的院校和从业者开始在传统景观设计学的范围之外扩展学科领域，但我们也发现，近期非常多的项目着重于彻底改变现有的聚落和基础设施形式，取而代之的是新型的系统，关注的几乎完全是自定义的生态议题。尽管这种追求（野心）值得被赞许，但是在这种影响下诞生的项目会导致学科的文化可靠性逐渐消失。

我并不宣扬天真的、整体化的设想，我鼓励那些追求变化、为我所用和旨在颠覆的策略。在减慢或减少这些策略可能带来的巨大改变的同时，这种方式更能产生真正的、根本性的、显著的影响。

为了找到这些潜在实施的时机及地点，了解推动城镇化现存的系统建设的根本性原则是至关重要的。尽管自然科学确实提供了一些视角，但仅在这些条件下探索干预的可能方式并没有必要过分简化。然而，如果这个学科的运作超越了其一直以来所关注的生物生态领域，并扩展到了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方面，会涌现出更多的潜在行动机遇。

我发表的上述言论并不是为了抹杀景观设计对环境问题的思考——在过去的五十余年中，环境问题一直是景观设计行业的工作重心——相反，我的发言旨在将其他根本性的城市议题提升到与环境问题同等高度的地位，从而拓展景观设计的范畴，使其不局限于有限的关注领域中，转向一种内涵更加丰富、更易于实施、更加有效的行业发展方向。

如果景观关注的是如何在全球范围内的城镇化发展中占有核心地位——成为主导框架、构建组织逻辑，或制定可实行的规范，而非被简单地视为城市中的绿色点缀——那么其必须在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等方面证明和阐释其在世界范围内城镇化中所发挥的作用。唯有如此，景观设计才能展现其真正拥有的重要的文化意义。

[1] McHarg, I. L. (1967). An Ecological Method for LandscapeArchitectur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57(2), 105-107.
[2] Marcinkoski, C. (2016). The City That Never Was. NewYork: 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

随着环境科学的发展和生态系统概念的提出，20世纪的美国环境意识渐渐兴起。20世纪40年代，美国生态学家、环保主义者奥尔多·利奥波德通过他的著作《沙乡年鉴》（A Sand County Almanac）提出了“大地（环境）伦理”（Land Ethic）的概念，将世人的目光集中在人类与人类所栖居的环境的关系上。大地伦理中资源保育概念的提出也成为日后一系列的环境运动的重要思想。1966年的“宣言”及其内容正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孕育而生。

三年前在美国接受景观本科教育时，我拿的是理工科的学士学位；所接受的教育也和1966年“宣言”提出的一样，包含了地质学、地理学、气候学、土壤学、植物学等学科，美国本科的景观教育依旧是以自然应用科学作为主要的框架。今年有幸参加了本次景观设计基金会峰会，听到了21世纪的景观宣言。宣言中强调的一点便是放弃自然和非自然的双元论概念。Christopher Marcinkoski的发言强调了地球已经完全被人为影响所改变的事实：everything has been urbanized。生态依然重要，可是景观设计师面临的除了自然环境外，还有人文环境带来的挑战。

在美国过去的50多年间，或许只有环境学和生态学能帮助景观设计师从规划师、建筑师、城市设计师中脱颖而出。今天，面临更迫切、更复杂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和市场环境，景观设计师的职责不再是单纯的“绿化”或者“生态”顾问，而扮演着各种行业间重要的协调和沟通的角色。在学院里，或许有人会继续争论景观的定义：景观到底什么？是自然环境还是人文环境？是一个系统还是一个隐喻？然而，我觉得正是景观的抽象性使得学科和行业有了更多的机遇和潜力，成为能够沟通联结不同行业的思想主导。
我期待着21世纪的景观设计学在打开了一个更广阔的空间后的作为。多年前出国的原因之一便是高中文科生的身份不能申请理科的景观设计专业，我也好奇在新的环境之下文科生会在景观设计中有怎样的机遇和发展。又及。

规模和尺度至关重要。景观设计师的设计项目涵盖各种规模和尺度：从一座小花园或是一栋房子的局促场地，到一个典型的中等尺度场地，如居民区或大型公园，最终到一整个区域的城镇化研究或区域保护策略。然而现实中，大多数景观设计师接触的仍是相对小尺度的项目。

但情况并非一向如此。19世纪，园艺师建造花园，而建筑师设计房屋、开发区乃至公园。工程师为扩张的城镇、公园和供水项目等设计基础设施。一些拥有跨专业知识的设计师，有机会接手一些跨规模与尺度的项目。随着行业的发展，以园景为导向的专业开始向“景观设计”这一术语靠拢。如约翰·克劳荻·劳登（John Claudius Loudon）、彼得·约瑟夫·伦内（Peter Joseph Lenne）、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Frederick LawOlmsted）和沃伦·曼宁（Warren H. Manning）的设计，即涵盖了多种规模和尺度。他们都设计过别墅和花园。劳登曾为伦敦提供区域规划；伦内规划过波茨坦和柏林；奥姆斯特德设计过一座玫瑰花园，并曾是美国最大的私人地产的森林管理规划总监；曼宁的设计则小至花园，大至整个美国（并刊登于1923年《景观设计》）。

我主要，但不限于从学术角度来审视这个行业。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院的景观设计系建立于1900年，其建立的主要原因源于奥姆斯特德的工作室。从建立初期，哈佛景观专业的教授们即以授课内容涵盖广泛而著称。然而，并不是每个尺度的项目均能得到平等的重视。哈佛设计研究生院与整所大学之间关于学术地盘的竞争从未停止过，而这隐含着规模和尺度的问题。

直到20世纪二十年代，来自富人们的设计别墅和花园的委托逐渐增多，学科专业教育开始转向这些较小尺度的项目。此种对于更大尺度景观的关注度的减少，以及设计从规划领域逐渐分离出来的趋势（这种分离在我看来既是人为的，亦是有害的）导致了哈佛景观设计专业内部的政治分歧，并最终促成了美国第一个城市和区域规划专业的建立。分离后的两个专业在学术上都继续在设计教学中强调实体设计的重要性。

当我于1966年第一次加入哈佛大学时，佐佐木英夫（Hideo Sasaki）和查尔斯・哈里斯（Charles Harris）力图修补景观设计与规划之间的裂痕。我的第一项教学任务是与查尔斯·哈里斯、雷金纳德・伊萨克斯（Reginald Isaacs）合作的课程，查理斯・艾略特二世（Charles Eliot II）、伊恩・麦克哈格（Ian McHarg）和菲尔・路易斯（Phil Lewis）时任客座教授。这种模式的合作直至20世纪七十年代一直运转顺畅。

20世纪七十年代后期，规划部门将重心从实体设计转移到经济分析和社会规划。随后这个部门又迁址肯尼迪政府学院（而“强调设计的规划”直到20世纪九十年代才在设计学院重新开设）。景观设计学主要侧重于中、小尺度的项目设计。唯一的例外恰好是我的一些作品——涉及各个尺度但侧重于强调更为宏大的景观。

20世纪九十年代，哈佛设计研究生院做出了变革性的决策。任何高年级学生均可以申请约15学分的选修设计课，这些课程包括每个学期的建筑、景观设计、规划、城市设计等所有方向。在这一举措的激励下，一些课程的（包括我自己的）研究尺度变得更为广泛。同时，受到巴塞罗那世界博览会的巨大成功的影响，建筑师们对公园和花园的兴趣日趋浓厚。在此背景下，我们的建筑学院也开始开设与传统的景观设计专业相似的设计项目。

现如今，大多数景观设计师将大部分专业精力花费在尺度相对较小的项目上，仅有少数设计师得以扩展其业务至大尺度的项目，而专注于区域性项目的则是凤毛麟角。

基于这样的背景，我现在要尝试回答景观设计基金会关于景观设计的未来的问题。我认为无论我们做出什么样的宣言，到下一代设计师——或者用不了一代人的时间——一切就将大不一样。我认为，能够在某一个尺度上进行设计，并不意味着可以胜任任何尺度上的设计。不同尺度的景观设计，其方法论和专业技能固然相关，但并不全然相同。

对于未来，我认为有以下4个合理的可能性：

第一个可能性当然是维持现状，继续我们今天所做的事情。

第二个可能性，是承认作为当今热点话题的景观行业所面临的竞争。建筑师可能会越来越多地参与景观设计并将其作为建筑设计的一部分；城市设计师则将会越来越多地从事中等尺度的景观设计；地理学家、工程师和生态学家（甚至政客、银行家和律师）可能逐渐为更大尺度的景观做出决策。这些趋势将对景观设计的教育和实践形成冲击。外部的竞争将有可能压缩景观设计行业的空间，将其变得更为狭窄。

第三个可能性是最可能铸成大错，但却是最有可能成为现实的。人为造成的规划与设计的分离将会继续，甚而被强化，而景观设计其自身将会不自觉地把重心转移至设计更小尺度的项目。这样的趋势有可能是由专业间竞争所导致的，它们来自食物和水源供给、生物多样性、文化遗产、人口和气候变暖等影响景观变化的因素。然而究其本质，导致这种可能性的主要原因有二：那不幸却又是根深蒂固的将景观设计与园艺紧密联系的社会意识，以及景观设计行业自身的职业和学术选择。

第四个可能性依赖于重新审视行业的创立者们的智慧。首先，我们必须具备一些其他行业所不具备的专业知识。我们必须根植于景观本身，涵盖气候、地理、水文、生态、植被、历史和感知等方面的各种规模和尺度。而后，我们还必须理解，几乎在做任何事情时，我们都需要与其他专业人员及决策者们进行合作。这就是在我加入教师团队时对景观设计行业的憧憬，我亦为此践行至今。

我们不能盲目自诩为景观智慧的唯一承载者，也不要认为为了寻求改变而对景观设计行业有着什么自我界定的管辖权、主事权，亦或是协调设计的权力。作为景观设计师，有时我们会处于主导者的地位，而有时也会被领导。但是，如果我们致力于解决当今社会的重大需求，专业知识和设计中的合作技能将是根本。我们不能允许我们这个行业将其局限于其自身范畴内的规模和尺度之中。

尺度与规模上的定位并不一定能左右景观设计学科的发展方向。从教学的角度而言，跨尺度、跨专业的研究的确有助于培养学生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但景观设计师中也有各种不同的声音：一部分实践者、教育者会认为，如今景观设计学科所着眼的规模与尺度已经远远超过了景观设计师所能掌控的范围。他们中确有安于现状的，但也有一些设计者尝试在微小的尺度中吸收各行业的当代成果，使景观设计在细节上适应不同的环境，以达到环保、可持续的目的。把EDAW带入AECOM的乔·布朗（Joe Brown）曾说：“小不总是美的，有时小只是小^[1]”。毫无疑问，他的实践是对景观设计行业可能性的卓越探索，然而规模与尺度上的小并不意味着景观设计影响力的局限。同时，大尺度下综合系统的研究思路往往可以为相对小尺度的设计提供线索与启发，对场地在不同尺度、环境乃至时空中的理解是方案合理性的保障。的确，景观设计师所需的知识结构应更加综合，各行业合作应更加广泛，挑战更加艰难，但设计师统筹资源以分析、解决问题的角色是没有变的，这在各种尺度与规模上都是一样的。

[1] Learner,J.(2014).Big is Beautiful. Landscape Architecture Magazine,104(8), 78-85. Marcinkoski的发言强调了地球已经完全被人为影响所改变的事实：everything has been urbanized。生态依然重要，可是景观设计师面临的除了自然环境外，还有人文环境带来的挑战。

罗马人信仰三种形式的自然：原始的荒野、高产的农田，以及作为文化和象征性艺术品的花园。今天，在人类为主导的世界里，只有一种形式的自然保存了下来，并且试图展示自然演替的鬼斧神工和对自然演替的理解。这一针对自然的科学途径在先进的控制论和建模的辅助下，通过经验性的方法进行反复试验，并得以监控、规划、生成及维持。

已故生态学家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于2005年发表了名为“群体生活的难度日益加大”的演讲。他推算，从20世纪早期（他出生的时候）到近些年，世界人口已经由15亿增加到了超过60亿。在他的一生中，人口增长了4倍有余，并且每十年还在呈指数增长。从道德的角度，列维-施特劳斯假定物种灭绝从根本上有悖于上帝创造天地的完整性，因此，一旦人类侵犯了其他物种的生存，他们的权利就应该停止。现在我们人口的数量突破了70亿，无节制的人口增长将对地球的文化以及生物多样性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并最终会威胁人类自身。我们进入了一个完全将自然建造化的时代，这个时代下的景观设计师被要求对自然的形态进行重新设计，以此有针对性地回应由气候变化和海平面上升带来的巨大挑战。设计这种建造出来的自然要求对生态和多样性拥有前瞻性的认识，并且所建造的景观可以挑战传统思维、彻底重新定义我们共同潜意识里的对自然的固有认知。

毋庸置疑，自然建造将需要长期的多学科间交流和足够的创新能力，以创造新形态的景观，从而应对即将到来的艰巨的社会和环境挑战。斯坦福大学的校长的约翰·汉尼斯（John Hennessy），在21世纪伊始开创了一个跨学科的合作项目，这个项目融合了从工程到艺术的诸多学科，并打破了学科间长久以来的隔阂，以此使得创新交流在已建立的系统中对传统发起挑战。通过对几代工程师、设计师和艺术家在协同合作方面的培养，使他们在面对来自环境的不可预测挑战时拥有不一样的思维，可以提出更具创新性的应对方案。弹性景观设计要求设计师进行态度上的根本改变，通过对新的地型拓扑学（Topology）的创造，会在边界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发挥更好的作用。新型的、旨在应对时代问题的景观将会兴起，这将更好地体现全球超过70亿人口的具体需求和当务之急。设计师必须要观察、理解和寻求关于具体坏境的信息，但是就未来的解决方案而言，他们也将需要在与他人的协同合作中，作出创新性的应对和思考。对于项目的时代议题的选择，将从根本上在各学科间建立起一种新的交互模式。在此模式下，景观设计师将在一系列的意见反馈中被原型化，并进行模拟和测试。毫无疑问，这种对话及各学科间的设计迭代的过程将生成自然系统的新形态，也将对我们现在归因于自然的世俗的价值产生深远影响。因此，景观设计的教育应该通过加强与其他学科间的对话、开发更适用于这个快速改变的世界的设计工具和方法，来激励创新性创造。在这种交流下产生的旨在应对时代问题的景观将会许多先入为主的观念发出挑战，并通过设计实验来孕育创新，为我们的行业重燃自信、注入创新能力。

认识和培养在景观领域中的区域和文化差异，将可能是这个全球化时代最大的挑战。正如物种灭绝一样，由于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和环境压力的加剧，无数与景观相关的文化传统将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消失。法国地理学家奥古斯丁·伯克（Augustin Berque）指出了我们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非常特殊的一种关系：从一个社会到另一个社会，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都有着非常强烈且具有象征意义的鲜明差别。伯克将这种与自然的关系定义为“家园”（Ecumene），并且提醒我们东方和西方、北半球和南半球文化之间我们难以探知的差异。因此，“家园”表达出一种社会对于某一特殊景观依赖的现实，一种对自然的本体论的倾向（这种人类社会与景观的关系被理解为一套牢固的信念和信号）。我们与世界的关系是语言、工作、文化和神话的复杂产物，在自然界中对信念的理想表达常常因文化差异的歧点而消失，事物几乎不能被解释，更不要说被感知。共性和环境议题因此将持续面对主流的语言和文化差异，并孕育人类社会中显著的区别和差异。随着文化的消失，其他的混合产物也将出现——它们将凸显地方文化的普遍性超越于全球化的普遍性——因此，每个景观都将成为我们表达一种在良好的创新挑战行动下的文化差异的机遇。

Christophe Girot教授认为景观设计专业对于自然态度的转变动力来源于外部世界的持续变化，主要是人口激增所带来的空间生存问题、物种多样性受到人类的干扰，以及全球化所带来的文化同质化等问题。景观设计的阶段性历史使命并非出于学科自身的危机，而是由整个社会和文化的大气候所带动的，一旦景观设计能够应对目前的环境危机，并能够提出一定程度上的解决之道，那么景观设计专业的某种改变就是势在必行的，这种转变从本质上讲仅仅是一种副产品，正如Girot教授所言：“全新的建造将会创造出挑战传统思维的景观”；因此，在外部环境到内部学科的认知的思考逻辑下，关于自然的态度必须也要发生某种转变。哪怕我们将整个的解读反转一下，那么关于自然认知的改变会直接作用于新景观的创造，而新的景观则又可以直接有效地应对环境和社会危机。至少从这个角度来说，Girot教授的逻辑是极为清晰的。至于如何操作和实施，他的言论或许只是一种常见的修辞，比如说“跨学科的合作，或者说文化的异质性”等等，目前景观设计专业思考的关键，并非一定要使用文化或者生态或者可持续来描述既定的现象（虽然我们要承认，思考某个特定问题，还是应该有所关照的），而是要深入针对某一特定领域进行研究，给出某种理论或者策略，而后期待着多个层次上的实践，比如拓扑学，这也恰恰是Girot教授在过去十几年一直致力的事业。

21世纪以来，全球城镇化发展、自然灾害以及气候变化等重要事件，都与景观设计学息息相关。这些事件彼此相互关联；而景观设计师能够也必须运用科学知识，以全面的发展观及富有创造性的想象力来应对上述问题。不可否认，我们正处于世界发展的关键时期，我们必须对未来作出选择。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风云变幻，随着景观的真正价值开始被社会、政府及利益相关者们所认可，重大的转变正在发生。

无论是《欧洲景观公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历史性城市景观的建议》、由国际风景园林师联合会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共同发起的《全球景观公约》、2012年发表的《佛罗伦萨景观宣言》，还是《拉丁美洲景观倡议》、《加拿大景观宪章》、《亚太景观宪章》、《非洲景观宪章》，这些国际性公文的颁布及签订，均肯定了景观在集体利益中的重要地位，并强调了在区域内的所有尺度上进行景观管理的需求：不论是都市或郊区、城市或县镇，小到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景观，大到拥有重要文化遗产及自然价值的场地。

景观是人们共同的愿景；出于这个共同的愿景，各个学科都参与其中，皆为之而努力。上述倡议正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并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认可与支持。尽管我们拥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社会风俗，我们对景观的理解也各不相同，但我们拥有一点共识：景观无疑已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景观可以传达日常生活的直接体验，人们对于景观的关注日渐增加。在某些地区，人们已经将景观视为发展的重要推手，期望以此来提升自我认同感、身份认同感及生活品质。

如今，当我们谈及景观时，我们通常将其视为一种生态服务系统、一种社会关系的传达途径、一种日常经验的体现、一种人造开放空间与自然区域之间的平衡、一种对特定场地的生命所具有的多重含义和特征的表达。而所有这些正是每一个场所身份特征的关键所在。

当今，拉丁美洲景观行业充满了新的创意与解决方案。景观代表了自然世界、人类社会、公众需求的统一，而实现人类愿景的过程则需要一个有别于传统景观学的新行业。我们为景观及景观这个行业而努力奋斗，以创建友好而可持续的场所，供人们到访、居住、工作，以及营造他们的归属感。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需要突显景观的重要意义及功能，并在大学院校开展合适的教育课程，以促进专业教育发展，保证景观设计师接受最高要求的实践训练，同时促进国际、地区及地方范围内对景观的广泛认可。

拉丁美洲的景观设计师尤其重视基于社会因素的整体影响。我们必须了解那塑造了拉丁美洲精神的人民特征，并将之铭记于心。这里的人民是多元的——他们成长于不同的景观环境，而他们生活其中的景观也赋予了他们特定的工作条件。利用环境是每个人都应该具备的能力。而景观设计师则是设计人们生活环境的人。因此，作为景观设计师我们有责任保护现有的生态系统、改善建成的人造环境、修复已被破坏的环境——这一切都需要我们细致入微的深思熟虑。唯有不断提升外界对景观行业的认可，景观设计师才能将我们的使命进行下去。

景观设计师尚未获得外界如对城市规划师一般的认可，而当下的挑战正是景观设计体现自我价值的契机。

景观设计的专业领域已不再仅仅限于美学、园艺、公园等概念，而是进入了更广泛的城市及乡村尺度。可持续性基础设施、社区福祉、景观弹性，以及社会生态成为了当前景观设计实践领域的核心主题。前所未有的项目和全新的表达方式使得拉丁美洲景观设计师更加注重以社会为本、以人为本。

通过都市主义及景观设计，改造后的城市能够更好地满足社会需求。而城市更新过程中的包容与创新则有助于城市实现其长久以来的夙愿：创造能够适应各种变革的强大文化力量。

景观的文化属性肯定并促进了社会的多元性，使得个人可以自由地参与社会文化生活，有助于人们在消除文化冲突的过程中形成共同的文化资产。由此可见，景观在社会和平、冲突防控与调和等方面均发挥了重要作用。

也正是因为如此，景观设计已不只是通过运用绿色植物来发挥疗愈功能，它甚至消除了数十年来的暴力侵害与人们心中的恐惧，它更是一种经过精心设计的、能够带领我们通往公民社会的工具。

未来的城市与景观必须能够弹性应对并适应变化的环境以及其所造成的影响。拉丁美洲的自然灾害不但暴露了城市与村庄的脆弱性，更印证了人类活动对这些环境破坏的加剧，以及人为自然灾害的频发。而灾后重建的机会赋予了景观设计师对这些环境的恢复力、适应性及重建等方面进行设计的广阔机遇。

因此，在实践过程中，我们拥有作出改变的巨大契机。通过创造具有弹性的、经济适用的景观和能够带给人们幸福感的景观，我们一定可以创造出更多的福祉。

总体而言，景观设计所做的工作——

关乎现在与未来，
联系着自然与文化，
连接着实践与政策，
将向可持续性和可恢复性发展，
涉及创造力、遗产、归属感、知识与多元化，
关注社会的方方面面，并影响着社会发展的各个维度，
让人们更加关注景观设计，并认识到它的意义与价值。

[1] Fajardo, M.(2014, September). Landscape Initiatives in My Own Backyard. Eclas Conference2014: Porto – Landscape: A Place of Cultivation, School of Sciences at theUniversity of Porto, Portugal.
[2] Fajardo, M.(2013, May). Architecture, Urbanism and Landscape Design as Catalyst to UrbanViolence; Colombian Case Study. UNESCO Workshop on Culture and SustainableDevelopment. Culture: A Driver and an Enabler of Social Cohesion Culture'sContribution to Addressing Urban Violence, Hangzhou, China.
[3] Fajardo, M.(2013). Ciudades Y Territorios Para La Vida: Paisaje + Cultura + Humanización.IFLA Federación Internacional de Arquitectos Paisajistas / SAPE - Sociedad deArquitectos Paisajistas del Ecuador- Conferencia Regional de las Américas 2013,Paisaje Desarrollo Local; Ciudades Sostenibles, Guayaquil, Ecuador.
[4] The LatinAmerican Landscape Initiative (LALI). (2012, August). IniciativaLatinoamericana Del Paisaje Declaration Chapters 1 and 2. LALI FORUM 2012,Medellin, Colombia.

Martha Fajardo在这篇宣言中认为当代的景观设计学以及景观设计师在世界转型中，自身的角色和身份发生着根本性的转变，然而这种转变究竟意味着学科与职业的发展还是倒退我们是不确定的。

在我看来，当代景观太经常地被空间之外的话语（discourse）探讨所裹挟——政治的、文化的、社会学的，等等。甚至令人觉得风景园林师或理论家如果不从这些领域去寻找景观的思想源头，就无法证明景观的意义和其形而上的高度。然而用时髦的观念去阐释景观是危险的，因为这种过度的释义会强加多重意义给景观自身，反而会使得景观偏离了原有的空间本体，而景观设计师也不再去关注设计活动中的那些基本问题（basic question）。对我而言，用其他学科来阐释景观的意义在于梳理和还原不同类型景观的产生的思考轨迹，然而对于任何景观来说，最好的解读还是空间本体出发。我曾经设想过一个景观设计师的最佳状态，那就是在不断拓展自身知识体系的同时，仍然不放弃那些设计活动中永恒的基本问题。

今天，以及一直以来，我们都不断重申我们是相互依存的。我们向那些早在我们之前就预言了人类的相互依存性的先人们表示感谢：从远古的以赛亚和释迦牟尼，到哈丽特·塔布曼（Harriet Tubman）、雷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斯图尔特·尤德尔（Stewart Udall）、格雷迪·克莱（Grady Clay）、卡尔·林（Karl Linn）……作为向他们的致敬，我们接受了为生机、自由和对长久幸福的追求而塑造空间的使命。我们相信，只有通过生态民主——一个由系统的生态思考所推动的民众广泛参与的政府——的方式，这一切才能在不久的将来实现。生态民主从依赖于海泥演化到依靠人类景观，其涉及的时间跨度可以是50年、250年，甚至是250万年。我们面临两个选择：要么通过我们的努力幸福地活着，要么像生态文盲一样死去。我们选择追求长久的幸福，因而我们要利用我们所有的资源践行如下方面：

无论是《欧洲景观公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历史性城市景观的建议》、由国际风景园林师联合会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共同发起的《全球景观公约》、2012年发表的《佛罗伦萨景观宣言》，还是《拉丁美洲景观倡议》、《加拿大景观宪章》、《亚太景观宪章》、《非洲景观宪章》，这些国际性公文的颁布及签订，均肯定了景观在集体利益中的重要地位，并强调了在区域内的所有尺度上进行景观管理的需求：不论是都市或郊区、城市或县镇，小到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景观，大到拥有重要文化遗产及自然价值的场地。

1．社区共同体。土地即是一个社区共同体，这是生态学的基本准则。长久以来一直如此。今天所有的人类的都被“绑定”在同一个命运里，牵一发而动全身。我们很敬重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和小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的预言。我们致力于通过每个设计来加强社区共同体，其中生态和文化是不可分割的整体。

2．交互式语言。生态民主需要一种新的公民语言，以提升公众讨论的高度，使得市民和设计师能够共同协作，并让市民在生态科学和当地的经验智慧的指导下作出决策。这种语言将上升至肯定生命和公民义务的高度，与具有主动性的海岸线建设退让和生活空间小型化等理念一样激发人们的兴趣，与400米的舒适步行半径和与动物之间的安全距离等表达一样清楚易懂。我们一定要创造这种语言！

3．接触自然。自然景观用各种比文字更早出现的方式令我们学习了生存之道，给予了我们成长所经的各种感官享受。自然是我们获得生态认知的大门，我们通过对自然的体验，将生态认知总结成了规范行为的准则。即使那些不关心我们所面临的危机的人也会热爱自然。我们拥有的技能能够提供自然接触的机会，这对于建立一个可以接纳大刀阔斧的生态行动的广泛的群众基础而言至关重要。我们不会眼睁睁地看着作为自然游乐场的树林逐渐离孩子们远去。我们将让每个孩子每天都能接触到自然，可以看蛹破茧成蝶，可以在水间露石上跳跃，可以用泥巴捏出他们想象的城市。这样的经历将培养出更多的生态民主支持者。

4．揭穿谬见。必须揭穿长期存在于美国人头脑中的一些谬见。这些包括（但不仅局限于如下）一些合乎法律但却错误的观念：认为企业/社团/机构拥有与每个公民一样的权利，但却承担比公民更少的责任；认为企业的资金有权买卖我们的民主，并可以以金钱为代价破坏我们的环境；认为土地首先是一种不动产，而不是社区共同体；认为美是由精英阶层引领、由专业人士定义的，精英阶层与专业人士之外的人们只需遵循；认为景观只应该是扁平化的或安全的；认为技术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我们致力于纠正这些错误观念，绝不助长。

5．资本。简单地按下笔记本电脑上的一个按键便可投资的虚拟资本往往可以将短期利益最大化，但却损害了遥远地区的生态系统和文化——“不在眼前，事不关己”。全球经济一直忽视了自然系统的价值，然而我们绝不能随波逐流；相反，我们将促进在地资本的发展，服务于有利于当地发展的客户，并对这些客户所投资的社区共同体负责。这就需要我们更多地从事长期的区域性实践，减少分散在世界各地的短期咨询业务。

6．公平之美。没有什么景观比公平景观更美的了。我们立誓要将世界改造得既美丽又公平。我们将环境正义视为我们的事业，尽管我们深知这条道路的艰辛。我们致力于确保景观资源（以及其成本、收益、所带来的愉悦）的分配和获取的公平性。我们将创造可以容纳各个社会阶层的场所，而不只是服务于少数的特权阶层。我们将公平地为每个街区提供开放空间。我们将把那些必要但却不受欢的用地类型（如垃圾场）公平地设置在各个种族和阶层的生活街区内。我们要发现我们社区里的不公平现象，设定策略，并通过合作将之解决。

7．拓展技能。景观设计学拥有的独特技能为生态民主打下了基础，这也是我们提出这些变革性行动的根本。每个迫在眉睫的危机都是一个展现整体创造力、提出新计划的机遇（这些新计划应当是基于逻辑上的生态单元，而不是政治边界）；是一个设计他人眼中没有价值的资源的机遇；是一个创造触动人们心灵的场地的机遇。我们要将看似互相排斥的异见最大程度地表达出来，而不是相互妥协。我们将打破学科和尺度的边界。我们要发挥我们的专业技能，坚定信念，勇敢行动。这要求我们在具备传统技能的同时，不断开发新的交互技能，以及实现以前从未想到过的景观变革的巨大能力。我们要让下一代拥有这些技能。

8．重塑政治。每个设计行为都是一种政治行为。我们将要重塑哪些人的政治？我们呼吁跳出那些让我们纠缠和困顿其中的政治泥潭。我们对基于地方景观特质的民主进行了构想，以表达最崇高的人类价值并针对世界各地的条件作出不同的生态预测。强大而富有远见的国家级、区域级和社区级管理需要解决政府的低效问题。我们将在这次改革中扮演主导角色。我们不能再忍受现状。我们将不再遵守那些不公正和不利于生态环境的法律。必要的时候，我们将对政治进行构想、商讨、促进和推动。

以上这些就是景观设计学就相互依存性可以采取的行动。通过这些行动，我们将推开一扇大门，并由此使我们的社会充满生机、自由，和对长久幸福的追求。

这是一篇类似于承诺书的演讲。核心理念是对当今社会相互依存性的认同。并在这一理念下，Randy Hester教授承诺将开展八项行动。这些行动内容涵盖十分全面，涉及技能、资本、美学、政治、自然、观念、市民参与方式、社区等各个方面。其中不乏有趣的点。例如，Hester致力于创造一门交互性的语言，来促进市民和设计师共同协作和讨论。再如，Hester承诺将致力于实现公平之美。但这些行动内容是比较繁杂的，相互之间的逻辑是十分隐晦的，并且由于涉及方面很多，关于相互依存性概念以及每一项行动所用笔墨有限。这对于翻译也带来一定的难度。文中涉及的新概念十分之多，并且解释较少。如在文中的一句话中涉及了“主动性的海岸线建设退让”（proactive coastal retreat）、“生活空间小型化”（living smaller）、“400米的舒适步行半径”（the quarter-mile radius）、“与动物之间的安全距离”（scare distance）等多个概念。笔者尽量仔细地进行了翻译，如有错误，请各位读者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