洁婧:城市化不能只是“水泥化”
admin
2009-12-09
来源:
网
中国城市化的建设,正经历着一场接力赛。 现在,始发的一二线城市已经将接力棒传到了三四线城市的手中。先行者们开始进入“市郊化”阶段,以发展“城市圈”、“卫星城”为主,后继者则按图索骥开始大规模的道
中国城市化的建设,正经历着一场接力赛。
现在,始发的一二线城市已经将接力棒传到了三四线城市的手中。先行者们开始进入“市郊化”阶段,以发展“城市圈”、“卫星城”为主,后继者则按图索骥开始大规模的道路扩建、旧城改造以及新区建设。大城市的今天,就是小城市可见的明天,它们使出浑身解数,起跑、加速,满怀期待经历城市化的洗礼。
城市化,中国走出几千年农业社会、走向现代文明的根本途径之一。在今日之中国,城市化率这一激动人心的数字后面,是对如何规避城市“一条腿”发展的担忧与挂念。
如果说,城市化主要体现在水泥化,那么中国的城市化是“跛足”的。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全国城市建成区面积平均每年扩大938平方公里进入21世纪后则平均每年扩大1861平方公里,农村土地变身城市土地的速度几乎加快了一倍。
但对不起,这种发展模式已经是被判错的命题,即“城市化=土地的水泥化”。
如果说,城市化要“化”的主要是农村人口,那么中国的城市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城市化的一个重要表征,是农村人口大量进城定居,农村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大幅度减少。如果仅仅将农村的土地大量转让给城市建设,但排斥农村人口进城定居,或者虽然允许农民进城短期打工,但制造种种障碍和歧视,使他们成为回不了故土、又不属于城市的“浮萍一代”,这样的城市化只是半截子城市化,是用城市的繁华掩盖城市对农村、市民对农民的剥夺。
十多年来,农民向城市转让了大量面积的土地,并让渡了的土地增值收益,但这些土地和资金,在形成吸收、转化农村人口方面所起的作用,总还不能令人满意。据公开的报道统计,全国闲置土地面积高达上万平方公里,与此同时耕地面积在2004年前的近7年内,减少了1亿亩,相当于两个台湾省。但是,耕地缩水的同时,中国的大部分人口依旧生活在农村。对二元结构的诟病,除了关注对解决“三农”问题的的开放式思维,“农民变市民”的实质性进程仍嫌缓慢,障碍包括观念上的、政策上的、实施操作上的。实现“人口的城市化”,又何止是取消一纸暂住证那么简单?
谁都知道城市化不可好大喜功,不可仓促草就,不可成为对农民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伤心之地。
道理说起来似乎都是老生常谈,因为城市化不单为GDP服务,更不是为了制造“城市巨无霸”。城镇化率的核心要义在于“质量”。在城市化已被全世界证明是一条通途的前提下,要警惕的正是“一条腿”城市化。这比单纯解决“三农”问题要复杂得多。当前,推行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政策措施,已经被证明是有效的。对于城市化这一命题而言,积极扩张的政策,也有助于尽快启动新一轮的城市化进程。而现在要着重考虑的,是把城市化放置在整个中国经济社会下阶段发展方向的大背景下,考虑政府、社会层面的改革能否也能更加积极、扩张一些。
比如打破垄断、扩大民营经济发展空间能否有实质性进展?比如收入分配体制,能否更倾向于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比如国家征地制度能否把更多土地的收益还给农民?这些听上去与城市化无关的题目,正是求解中国式“城市化”难题过程中,绕不开的坎。
现在,始发的一二线城市已经将接力棒传到了三四线城市的手中。先行者们开始进入“市郊化”阶段,以发展“城市圈”、“卫星城”为主,后继者则按图索骥开始大规模的道路扩建、旧城改造以及新区建设。大城市的今天,就是小城市可见的明天,它们使出浑身解数,起跑、加速,满怀期待经历城市化的洗礼。
城市化,中国走出几千年农业社会、走向现代文明的根本途径之一。在今日之中国,城市化率这一激动人心的数字后面,是对如何规避城市“一条腿”发展的担忧与挂念。
如果说,城市化主要体现在水泥化,那么中国的城市化是“跛足”的。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全国城市建成区面积平均每年扩大938平方公里进入21世纪后则平均每年扩大1861平方公里,农村土地变身城市土地的速度几乎加快了一倍。
但对不起,这种发展模式已经是被判错的命题,即“城市化=土地的水泥化”。
如果说,城市化要“化”的主要是农村人口,那么中国的城市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城市化的一个重要表征,是农村人口大量进城定居,农村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大幅度减少。如果仅仅将农村的土地大量转让给城市建设,但排斥农村人口进城定居,或者虽然允许农民进城短期打工,但制造种种障碍和歧视,使他们成为回不了故土、又不属于城市的“浮萍一代”,这样的城市化只是半截子城市化,是用城市的繁华掩盖城市对农村、市民对农民的剥夺。
十多年来,农民向城市转让了大量面积的土地,并让渡了的土地增值收益,但这些土地和资金,在形成吸收、转化农村人口方面所起的作用,总还不能令人满意。据公开的报道统计,全国闲置土地面积高达上万平方公里,与此同时耕地面积在2004年前的近7年内,减少了1亿亩,相当于两个台湾省。但是,耕地缩水的同时,中国的大部分人口依旧生活在农村。对二元结构的诟病,除了关注对解决“三农”问题的的开放式思维,“农民变市民”的实质性进程仍嫌缓慢,障碍包括观念上的、政策上的、实施操作上的。实现“人口的城市化”,又何止是取消一纸暂住证那么简单?
谁都知道城市化不可好大喜功,不可仓促草就,不可成为对农民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伤心之地。
道理说起来似乎都是老生常谈,因为城市化不单为GDP服务,更不是为了制造“城市巨无霸”。城镇化率的核心要义在于“质量”。在城市化已被全世界证明是一条通途的前提下,要警惕的正是“一条腿”城市化。这比单纯解决“三农”问题要复杂得多。当前,推行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政策措施,已经被证明是有效的。对于城市化这一命题而言,积极扩张的政策,也有助于尽快启动新一轮的城市化进程。而现在要着重考虑的,是把城市化放置在整个中国经济社会下阶段发展方向的大背景下,考虑政府、社会层面的改革能否也能更加积极、扩张一些。
比如打破垄断、扩大民营经济发展空间能否有实质性进展?比如收入分配体制,能否更倾向于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比如国家征地制度能否把更多土地的收益还给农民?这些听上去与城市化无关的题目,正是求解中国式“城市化”难题过程中,绕不开的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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