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进步的一小步，人类文明的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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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2-10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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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2006年度绿色中国人物颁奖典礼在北京展览馆举行。经过网络投票﹑专家评选﹑民意调查和公众评委评选四项综合评定后，最终北京市环保局副局长杜少中﹑山东黄明太阳能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黄鸣﹑香港凤凰卫视主持人柯蓝
前段时间，2006年度绿色中国人物颁奖典礼在北京展览馆举行。经过网络投票﹑专家评选﹑民意调查和公众评委评选四项综合评定后，最终北京市环保局副局长杜少中﹑山东黄明太阳能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黄鸣﹑香港凤凰卫视主持人柯蓝等8人获得年度人物奖，而最值得期待的“特别奖”则颁发给了发布中国第一份绿色GDP核算 研究报告的“绿色GDP课题研究小组”。
绿色GDP在中国产生的必然性
早在去年9月，由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了《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这是中国第一份经环境污染调整的GDP核算研究报告。经过对北京﹑天津﹑河北等10个试点省市艰苦的核算分析后，算出2004年全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118亿元，占当年GDP的3.05%，该报告引起了社会上的广泛关注。
在我们一直将目光紧紧盯在经济GDP增长的今天，突然出现的绿色GDP对于人们来说还是一个新鲜的事物。联合国在1993年出版的SEEA(环境与经济综合核算体系1993)中首次提出了绿色GDP的概念。所谓绿色GDP，简单的说就是从GDP中扣除自然资源耗减价值与环境污染损失价值的国内生产总值[1]。
在哲学上讲，任何事物的产生都是有一定的客观原因的，绿色GDP的产生同样也是如此。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我们为了尽早摆脱“贫穷”的帽子，而往往会不惜一切代价的去发展经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环境往往成为了发展经济的“牺牲品”，而遭到大肆破坏，人民对于环境保护的呼声也日趋强烈。因此，作为一个评判城市生活环境质量的绿色GDP的产生，也是一种必然。
从“八大公害”到“死亡之都”
生态学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哲学。哲学中的因果关系，可以在生态系统的很多例子中找到答案。记得恩格斯在他的《自然辩证法》里这样写道：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都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2]。
正因如此，上世纪50到60年代，才出现了震惊世界的“八大公害事件”。而这八大事件——马斯河谷事件、多诺拉烟雾事件、伦敦烟雾事件、日本水病事件、美国洛杉矶烟雾事件、日本富山神通川骨痛病事件、日本四日市哮喘病事件和日本米糠油事件实际上正是“工业革命”以后，工业化带来的环境污染的真实写照。而值得说明的是，正是上世纪50—60年代，日本迅速的发展起来了自己的工业，并在世界上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正是它们以消耗自己的环境资源作代价，同样使得他们在“八大公害事件”中足足占据了半壁江山，这不得不引起我们今天人们的足够重视。
而就在2006年10月18日，总部位于纽约的国际环境研究机构“铁匠研究所”公布了2006年世界十大污染城市，其中中国的山西临汾榜上有名。其实早在2003年，由中国官方的报告指出，临汾就名列全国113个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污染的“冠军”；2004年的“城考”中，又“光荣”戴上了污染最重的“黑帽子”；2005年再次戴上三连冠的“黑帽子”。由此，临汾成为了世界关注的“焦点”。从“天下第一都”到世界十大污染城市之一，临汾的蜕变令人惊愕。
到底是什么促使临汾成为今天的“焦点”，下面就让我们走进这个山西“名城”。
临汾位于山西南部，古帝尧建都于此，有“天下第一都”之称。在中国文化界，有这样一种共识是：中国历史十年看深圳、百年看上海、千年看北京、三千年看陕西、五千年看山西。而山西的历史文化在临汾则有集中的沉淀。而如今可悲的是，临汾出名则是因为蝉联全国污染倒数第一的“三连冠”。[3]
这是非常典型的一个案例，这也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案例。为什么那么多城市不认同这种绿色GDP，为什么又有那么多城市“后悔”成为国家的首批核算试点，而想纷纷退出。其实大家都已是“心知杜明”，因为如果考虑绿色GDP的话，就势必会影响城市经济GDP的增长步伐，就势必会成为一个城市高速经济GDP增长的“减压器”，从而影响这些城市决策者的光明前程。与其说是他们对绿色GDP核算的科学性表示质疑，不如说是对一种“责任”的逃避。
从“三个转变”到“坚持到底”
温家宝总理曾经在联大的环保会上提到过我们现在发展经济的三个转变问题。
第一个是中国政策的转变，就是从一个经济型的发展，转向经济和环保并举的发展格局，也就是说我们有主要的经济发展目标，同时我们还要考虑到环境发展，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尤其是对我们中国来说。
对于一个城市的市长或者一个省的省长，如果让他们仅仅实现经济发展的目标，是一回事儿，但是如果说给他们经济和环境发展的两个目标的话，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儿了。我们是以经济发展为主，转向经济和环境发展并举发展为主。如何实现这个转变，这是非常关键的。
第二个转变，从环境发展落后转向环境和经济同时发展，我想这对于发展中国家，基本上是一种“革命”。
第三个转变，就是从仅仅依赖于行政手段，转向依赖于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等。
“你们一定要考虑到把环境变化纳入到国家的战略规划当中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 前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长官及联合国驻内罗毕办事处主任Klaus Topfer在去年北大举办的中德景观高层学术研讨会上给我们提出的忠告。
因为我们中国现在的面临的局面在德国上世纪也曾经出现过，而且他们当时也有不少城市选择了和我们中国现在制定的措施相似的举措：“先发展经济，再改善环境”。而最后的结果证明他们这样的做法是将要花费更大的代价的，是一种目光短浅的做法。 Klaus Topfe教授同时还提出：我们现在都强调的是可持续发展，但是要实现可持续发展，我们一定要将经济、社会、环境保护三者结合起来，这是一个重大的挑战。
这次之所以将年度特别奖得主颁发给绿色GDP课题研究小组，从评委会的评语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其中的原因。评委对这项成果的评语是：“在质疑声中走出并非完美的第一步，却是迈向科学发展观制度建设的一大步”。而这一点也恰恰与国外的先进城市发展观念是吻合的，同时也是与温总理提到的三个转变是相吻合的。
可悲的是，课题组代表在发表获奖感言时透漏，绿色GDP的核算并没有获得中国所有省份的支持。“这个奖，我们拿的很沉重。因为绿色GDP至今还没有在地方政府层面取得共识。就在这两天，已经有一些省市要求退出试点”。
但我们还是看到了希望，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副局长潘岳表示：环保总局一定会坚持到底。就算只剩下一个省，我们也要把它算完”。
参考文献：
[1]：曾辉, 武剑锋等著.绿色GDP研究的回顾与前瞻[J],环境保护,2006(5)：52--55
[2]：王如松,周鸿著.人与生态学.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
[3]：引自2006年11月18日 南都周刊
绿色GDP在中国产生的必然性
早在去年9月，由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了《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这是中国第一份经环境污染调整的GDP核算研究报告。经过对北京﹑天津﹑河北等10个试点省市艰苦的核算分析后，算出2004年全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118亿元，占当年GDP的3.05%，该报告引起了社会上的广泛关注。
在我们一直将目光紧紧盯在经济GDP增长的今天，突然出现的绿色GDP对于人们来说还是一个新鲜的事物。联合国在1993年出版的SEEA(环境与经济综合核算体系1993)中首次提出了绿色GDP的概念。所谓绿色GDP，简单的说就是从GDP中扣除自然资源耗减价值与环境污染损失价值的国内生产总值[1]。
在哲学上讲，任何事物的产生都是有一定的客观原因的，绿色GDP的产生同样也是如此。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我们为了尽早摆脱“贫穷”的帽子，而往往会不惜一切代价的去发展经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环境往往成为了发展经济的“牺牲品”，而遭到大肆破坏，人民对于环境保护的呼声也日趋强烈。因此，作为一个评判城市生活环境质量的绿色GDP的产生，也是一种必然。
从“八大公害”到“死亡之都”
生态学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哲学。哲学中的因果关系，可以在生态系统的很多例子中找到答案。记得恩格斯在他的《自然辩证法》里这样写道：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都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2]。
正因如此，上世纪50到60年代，才出现了震惊世界的“八大公害事件”。而这八大事件——马斯河谷事件、多诺拉烟雾事件、伦敦烟雾事件、日本水病事件、美国洛杉矶烟雾事件、日本富山神通川骨痛病事件、日本四日市哮喘病事件和日本米糠油事件实际上正是“工业革命”以后，工业化带来的环境污染的真实写照。而值得说明的是，正是上世纪50—60年代，日本迅速的发展起来了自己的工业，并在世界上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正是它们以消耗自己的环境资源作代价，同样使得他们在“八大公害事件”中足足占据了半壁江山，这不得不引起我们今天人们的足够重视。
而就在2006年10月18日，总部位于纽约的国际环境研究机构“铁匠研究所”公布了2006年世界十大污染城市，其中中国的山西临汾榜上有名。其实早在2003年，由中国官方的报告指出，临汾就名列全国113个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污染的“冠军”；2004年的“城考”中，又“光荣”戴上了污染最重的“黑帽子”；2005年再次戴上三连冠的“黑帽子”。由此，临汾成为了世界关注的“焦点”。从“天下第一都”到世界十大污染城市之一，临汾的蜕变令人惊愕。
到底是什么促使临汾成为今天的“焦点”，下面就让我们走进这个山西“名城”。
临汾位于山西南部，古帝尧建都于此，有“天下第一都”之称。在中国文化界，有这样一种共识是：中国历史十年看深圳、百年看上海、千年看北京、三千年看陕西、五千年看山西。而山西的历史文化在临汾则有集中的沉淀。而如今可悲的是，临汾出名则是因为蝉联全国污染倒数第一的“三连冠”。[3]
图一：城市的“烟斗”
图二：城市的“烟斗”
这是非常典型的一个案例，这也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案例。为什么那么多城市不认同这种绿色GDP，为什么又有那么多城市“后悔”成为国家的首批核算试点，而想纷纷退出。其实大家都已是“心知杜明”，因为如果考虑绿色GDP的话，就势必会影响城市经济GDP的增长步伐，就势必会成为一个城市高速经济GDP增长的“减压器”，从而影响这些城市决策者的光明前程。与其说是他们对绿色GDP核算的科学性表示质疑，不如说是对一种“责任”的逃避。
图三：被破坏的环境
从“三个转变”到“坚持到底”
温家宝总理曾经在联大的环保会上提到过我们现在发展经济的三个转变问题。
第一个是中国政策的转变，就是从一个经济型的发展，转向经济和环保并举的发展格局，也就是说我们有主要的经济发展目标，同时我们还要考虑到环境发展，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尤其是对我们中国来说。
对于一个城市的市长或者一个省的省长，如果让他们仅仅实现经济发展的目标，是一回事儿，但是如果说给他们经济和环境发展的两个目标的话，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儿了。我们是以经济发展为主，转向经济和环境发展并举发展为主。如何实现这个转变，这是非常关键的。
第二个转变，从环境发展落后转向环境和经济同时发展，我想这对于发展中国家，基本上是一种“革命”。
第三个转变，就是从仅仅依赖于行政手段，转向依赖于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等。
“你们一定要考虑到把环境变化纳入到国家的战略规划当中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 前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长官及联合国驻内罗毕办事处主任Klaus Topfer在去年北大举办的中德景观高层学术研讨会上给我们提出的忠告。
因为我们中国现在的面临的局面在德国上世纪也曾经出现过，而且他们当时也有不少城市选择了和我们中国现在制定的措施相似的举措：“先发展经济，再改善环境”。而最后的结果证明他们这样的做法是将要花费更大的代价的，是一种目光短浅的做法。 Klaus Topfe教授同时还提出：我们现在都强调的是可持续发展，但是要实现可持续发展，我们一定要将经济、社会、环境保护三者结合起来，这是一个重大的挑战。
这次之所以将年度特别奖得主颁发给绿色GDP课题研究小组，从评委会的评语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其中的原因。评委对这项成果的评语是：“在质疑声中走出并非完美的第一步，却是迈向科学发展观制度建设的一大步”。而这一点也恰恰与国外的先进城市发展观念是吻合的，同时也是与温总理提到的三个转变是相吻合的。
可悲的是，课题组代表在发表获奖感言时透漏，绿色GDP的核算并没有获得中国所有省份的支持。“这个奖，我们拿的很沉重。因为绿色GDP至今还没有在地方政府层面取得共识。就在这两天，已经有一些省市要求退出试点”。
但我们还是看到了希望，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副局长潘岳表示：环保总局一定会坚持到底。就算只剩下一个省，我们也要把它算完”。
参考文献：
[1]：曾辉, 武剑锋等著.绿色GDP研究的回顾与前瞻[J],环境保护,2006(5)：52--55
[2]：王如松,周鸿著.人与生态学.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
[3]：引自2006年11月18日 南都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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