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建筑的建筑风格

　　中国近代建筑的风格面貌相当庞杂。这个时期，既有旧建筑体系，又有新建筑体系；既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建筑，又有西方各种风格的建筑。于是，中与西，新与旧，民族化与近代化，出现了错综复杂的交织情况。旧建筑体系数量上占据优势，除了局部的改进外，整体风格缺少新的变化。中国近代建筑的风格发展，主要反映在新体系建筑中，由新体系建筑的外来形式和民族形式两条演变途径构成中国近代建筑风格的发展主流。

　　近代外来形式的建筑风格
　　
　　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30年代,西方国家的建筑风格经历了由古典复兴建筑、浪漫主义建筑，通过折衷主义建筑、新艺术运动向现代主义建筑的转化过程，这些不断变化的建筑风格都曾先后地或交错地在中国近代建筑中反映出来。在某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独占租借地的城市，如青岛、大连、哈尔滨等，建筑风格较为单一；在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占领租借地的城市,如上海、天津、汉口等,则出现建筑风格纷然杂陈的局面。从建筑风格的演变来看，近代中国首先传播的外来形式是西方各国的古典式和“殖民式”。19世纪下半叶建造的外国使领馆、洋行、银行、饭店、俱乐部以及20世纪初外国建筑师为清末新政活动设计的总理衙门、大理院、参谋本部、咨议局等都属这一类。进入20世纪后,外来建筑形式逐渐以折衷主义为主流,出现了两种状况。一种是在不同类型建筑中，采用不同的历史风格，如银行用古典式,商店、俱乐部用文艺复兴式,住宅用西班牙式等等，形成城市建筑群体的折衷主义风貌；另一种是在同一幢建筑上，混用古希腊建筑、古罗马建筑、文艺复兴建筑、巴洛克建筑、洛可可风格等各种式样，形成单幢建筑的折衷主义面貌。 　　
　　
　　从20年代末开始，随着欧美各国现代主义建筑的发展和传播，中国新式建筑也出现向现代主义建筑过渡的趋势。从带有芝加哥学派特点的上海沙逊大厦到摹仿美国摩天楼的上海国际饭店，可以看出这种踪迹，但真正体现现代主义建筑精神的建筑实践在当时还极少。

　　近代民族形式的建筑风格
　　
　　近代民族形式建筑的雏型，在19世纪下半叶就有了。最初出现的是一些新功能、旧形式的建筑,如1865年建造的江南制造局机械厂等。这些建筑具有近代的功能，而沿用传统的庙宇、衙署的形式，实质上是利用旧式建筑来容纳当时还不太复杂的新功能。随后出现了一批中国式教堂和教会建筑，如上海浦东教堂(1878)、圣约翰书院(1894)和北京中华圣公会教堂(1907)等，已经按新功能设计平面而有意识地采取中国传统建筑的外观，这是中国近代建筑运用民族形式的先声。从20世纪20年代起，近代民族形式建筑活动进入盛期，到30年代达到高潮。形成这一潮流的主要背景是：①五四运动以来,民族意识高涨,“发扬我国建筑固有之色彩”成为当时中国建筑界和社会的普遍呼声。②国民党政府推行中国本位文化，在当时制定的《首都计划》和《上海市中心区域规划》中，对建筑风格都指定采用“中国固有形式”。③教会系统有意在文化教育建筑中利用中国建筑形式，作出表达教会尊重中华文化的姿态。④当时中国建筑师的设计思想仍然是以学院派思想占主导地位，他们很自然地会把中国民族形式融入他们设计的建筑中去。这样，在南京、上海、北京等地的行政建筑、会堂建筑、文化教育建筑、纪念性建筑以至某些银行建筑、体育建筑、医院建筑、商业建筑中，涌现出一批由中国建筑师和少数外国建筑师设计的不同形态的民族形式建筑作品。这是中国近代探索新建筑的近代化与民族化相结合的有意义的创作实践，同时涉及引进的国外近代建筑形式和先进建筑技术如何与中国的现实相结合,并在建筑近代化的过程中如何继承、借鉴、发扬传统建筑遗产等问题。这些创作探索大体上有三种形式。第一种是仿古式(又称宫殿式、复古式)。这类建筑从整体格局到细部装饰都保持传统建筑的形制。有的完全模仿古建筑的定型模式，如仿喇嘛寺殿阁的南京中山陵藏经楼，仿清代府第门庭的燕京大学校门（今北京大学西门）等；有的严格恪守古建筑的基本格局，如上海市政府大楼等。第二种是混合式(又称古典式)。这类建筑的平面布局和空间组织注重功能性，外观则是“中西合璧”的，只在重点部位保持传统建筑的格局。上海市图书馆是一实例,它基本上是平屋顶的近代体型,但在中部耸立重檐歇山顶的殿楼。第三种是“现代式”。当时称为“现代化的中国建筑”。这是具有新功能和采用新技术、新造型的建筑；不过适当点缀某些经过简化的传统构件和细部装饰来取得民族格调。南京的外交部大楼、国民大会堂、中央医院,北京的交通银行,上海的大新公司、中国银行等都属这一类。这类建筑追求新功能、新技术、新造型与民族风格的统一，是当时民族形式风格创作探索的重要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