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布雷特·米利根：如何突破景观固有观念与共识迷思

注：本文为删减版，不可直接引用。原中英文全文刊发于《景观设计学》（Landscape Architecture Frontiers）2021年第6期“气候变化与韧性人居环境”专刊。获取全文免费下载链接请点击此处。

导 读

布雷特·米利根（Brett Milligan）是一位致力于探究气候变化时代景观行业的未来发展的卓越学者：他是非营利性疏浚研究合作组织的联合创始人之一，也是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质变景观研究实验室的负责人。无论是研究还是实践，他都注重打破对于景观设计的固有观念。他的主要研究对象包括淤泥及其他河流沉积物，参与的实践项目涉及大坝拆除及生态修复、三角洲栖息地营建等。他将景观本身视为一种动态过程，强调其流动性，以及人类对于景观过程的重要作用。

在访谈中，米利根指出，我们人类应当敬畏景观自我演变的力量；在应对气候变化的景观设计实践中，需要更审慎地考虑项目的生命周期问题，同时综合考虑环境、居民、社区和沉积等外部因素，体现对包容性、多样性和人类及其他物种的正义。最后，米利根介绍了“设计研究”的相关方法，并表达了对推进设计成为一种严谨而独特的知识创造形式的期望。

对话布雷特·米利根：

气候变化时代对创新、跨学科和适应性景观设计的倡议

A Call forInnovative, Multidisciplinary Adaptive

Landscape Design in the Age of Climate Change:

Interview With Brett Milligan

Brett MILLIGAN

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人类生态学系景观和环境设计专业副教授

曾麓语

美国Design Workshop设计事务所景观设计师，华盛顿大学西雅图分校景观系硕士

黄伊伟

美国普渡大学园艺与景观系助理教授

黄伊伟和曾麓语（以下简称“采访者”） ：

让我们从讨论“人类世”（Anthropocene）这个概念开始。您发表的多篇文章中数次提到人类世的概念。这个概念为什么在景观设计和环境设计领域尤其值得被强调？

米利根：

我认为，我们有必要了解人类在多大程度上以及通过什么方式造成了地球的改变，并明确人类在当代对进化驱动的主导作用——从古至今，人类对地球变化所造成的影响已发生改变，而且影响程度悬殊。我们人类既应当明白这一点，也应当始终保持敬畏，因为整体而言，在人类世背景下开展的设计实践已经对地球造成了骇人的影响。虽然很多时候我们无意造成这些影响，但我们的行为可能已经危及我们自身乃至地球上一切其他生物的生存。

我绝不是借用“人类世”的说辞虚张声势，好像我们可以通过设计干预来掌控环境，因为很多事物无法被掌控，气候变化就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我使用这个词主要是为了表达（人类的）脆弱性：我们人类是否正在自取灭亡？根据目前的观测数据及推演预测，这一问题的答案很可能是肯定的。我非常好奇，我们人类是否可以改变未来发展的轨迹，以避免我们自己以及许多其他物种消亡的厄运——世界将一如既往地运行和演变，但我们的命运则不一定。

采访者：

在人类世的语境下，您的研究中常常提及“迁移”（migration）、“变化”（change）、“共同演变”（co-evolution）等关键词。您认为对这些概念的理解将如何有助于我们反思景观设计？

米利根：

当谈论“景观迁移”时，我希望人们以一种更宽泛的视角来思考“迁移”概念：迁移讨论的不仅仅是单一物种有规律的空间位移，更是一个在时空维度不断变化的景观集合。一种根深蒂固的思想认为，景观本身是静态不变的，变化的只是在其中的其他事物。然而，景观正随着气候变化和生态转变而加速变化。典型的例子包括气候带已发生迁移，植物物候期也产生了变化，比如植物春季物候期（在气候变化的影响下）越来越提前。

景观迁移概念着眼于变化的过程和规律，特别是帮助我们去理解那些已经被改变的景观，从而深入挖掘场所和场所价值等概念。然而，场所变化速度如此之快，以至于我们在文化层面上的观念相对滞后，我们甚至来不及为正在消失的事物感到失落和哀伤。总而言之，景观迁移概念强调在景观设计实践中，对设计时序、应对变化、共同演变的考量与空间和形式同等重要。

我对被彻底改变的景观的关注源自长期的探索过程中亲身参与的一系列实践和研究项目。我的硕士学位论文聚焦美国西南部的露天铜矿，这些地形改造项目的体量之大放眼全球也极为少见。这激发了我开始研究人类地质学的相关内容，以及那些不可逆转的景观。

人类影响下的景观：美国亚利桑那州科奇斯县比斯比镇的薰衣草露天铜矿（上图）和与之毗邻的前采矿小镇（下图）© Brett Milligan

后来，我参与了更多商业实践项目（如美国康迪特大坝拆除及白鲑鱼河生态修复项目，以及横跨俄勒冈和加利福尼亚两州的克拉马斯流域研究项目），在此期间也展开了更多思考：如何通过解放性、恢复性的手段改造这些已经过时的基础设施——而非用殖民性的、破坏性的途径来拆毁、撤除它们。景观迁移的相关理念也在那一时期逐步成熟。当前我的设计对象依然以被剧烈改变的景观为主，其中尤以低干预修复由19世纪的湿地复垦工程形成的景观的项目为主。这些项目场地以及（修复）这类景观所面对的挑战一直吸引着我，让我不得不考虑前面提到的有关人类世的问题。

我认为（也希望）我们已认识到景观无法被掌控这一事实。人类也许能够干预景观中的某些动态过程或其运行方式，但这类干预只会迫使景观以其他意料之外的方式去适应、运行和变化，最终酿成祸患。我个人认为我们需要敬畏景观自我演变的力量——我们不仅要谦逊地承认景观力量的存在，而且要认识到这种力量具有与人类改造本质不同的、无法被掌控的集群能力。

米利根基于对景观自我演变力量的认知和尊重在三角洲展开的实践探索 © SCAPE and Public Sediment

今天，我们的大部分设计工作都基于对景观力量的认知和尊重，以及对这种力量的科学利用。而这种设计思维和实施方式与19和20世纪时相比，已发生了巨大改观——数百年来，我们都在错误地、不公正地干预景观过程。举例而言，我们已经认识到我们无法阻止海平面上升。现在，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如何恢复那些由殖民开荒、采掘和基于资本的设计实践造就的景观的力量。

采访者：

基于您的实践经历，您认为有哪些基本概念值得景观设计师展开讨论？哪些观念应该转变？我们应该如何改变教育下一代的方式？就像您曾建议我们打破对于“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的固有观念一样。

米利根：

基础设施的定义很复杂。20世纪，我们忽略了环境、居民和社区等社会和生态因素——这些被排除的因素被通称作“外部因素”——将基础设施简单地等同于道路和水坝等典型的硬质基础设施。无论是因为认知欠缺造成的忽略，还是设计师的有意为之，最终，项目自建成起不断受到来自这些外部因素的负面影响，因而不得不将它们视作内部因素重新审视。因此，教育下一代时至关重要的是要鼓励他们将这些外部因素纳入考量，这样才能在实践中体现对包容性、多样性和人类及其他物种的正义。

与此相关的是，我认为我们应该更加重视在学科中完善跨学科协同设计方法。跨学科设计不仅是与不同学科的合作，而且还应该引入公众参与。找到能将不同的利益相关方聚集在一起、实现跨学科协同设计的方法是很困难的，尤其是对于项目利益相关方代表性的考虑（谁参与谁不参与），特别是考虑到政治和种族因素时。

设计师试图通过投影模型向公众直观地展示沉积物在海湾－三角洲的移动路径，让人们认识到其复杂性。设计师在模型上投影海平面上升的预测高度，以及恢复和维持湾区边缘的潮汐沼泽所需的沉积物规模。这种公众教育并不容易，但是人们需要理解沉积物对于建立海岸韧性、适应海平面上升的重要性：只有通过一些技术可视化途径，才能使人们明白为什么沉积物短缺是世界各地沿海地区都面临的严峻问题。© Public Sediment Team

设计师建立了河道实体模型，并借助地貌沙床模型，让公众观察其中发生的沉积过程，从而推动公众参与及社会讨论。© Public Sediment Team

最后，正如我之前所提到的，我认为讨论项目的生命周期和不确定性至关重要。在气候变化背景下这的确是一个难题，因为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从根本上决定了这个项目的使命和目标。项目的生命周期和未来发展直接关乎我们该如何设计。

采访者：

既然谈到了设计过程，那么您认为那些涉及不同学术背景、社会阶层，或是对同一景观持不同看法的利益相关者的成功项目，其设计过程中的关键是什么？

米利根：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一般来说，我认为在一个项目中试图达成共识是一种迷思，尤其是在当今各政治形态间冲突不断的语境下。在实践中，项目面临着大量差异化、多样化的意见。在地理学和人类学中，专家们将这些意见称为“非共性因素”（un-commons）。公共空间通常实际上包含一系列“非共性因素”，包含人们针对同一事件所提出的不同观点。譬如，每个人对同一座公园中游憩活动的预期可能各不相同：你可能想自己烧烤，我可能想躺在毯子上看书，但却被外放的音乐所打扰。人们在如何创造和使用空间、如何看待景观，以及如何衡量景观价值上的观念也各不相同。设计的关键并非试图达成共识，而在于如何尊重差异，促进景观内涵和形式的多样性。

2018～2020年，在米利根参与的弗兰克斯片区预景项目中，设计师首先邀请公众和其他利益相关方代表自己绘制地图，以了解他们对项目用地的使用方式和价值评估，以及他们所希望看到的变化。通过基于网页和移动端设备的地理信息系统的在线调查，用户可以在项目用地的地图上画出他们喜欢的划船路线，标注出他们期望重建的地点和内容，并指出他们认为可以设置潮汐沼泽地而不至于损害自身游憩机会的位置。© Brett Milligan, Alejo Kraus-Polk, Huang Yiwei

采访者：

最后，我们谈一谈“设计研究”（Research by Design）。您在风景园林教育工作者委员会（CELA）的2019年年度会议中提出了这项新议题，收到了很多业内同仁的积极反馈。“设计研究”有望发展为探究不确定性的新策略，恰与气候变化时代所面临的问题相吻合。请您谈谈这项议题提出的背景。

米利根：

“设计研究”将设计过程作为研究方法，主张设计是一种创造和发现知识的形式，与过程概念紧密相关。我认为设计过程与最终结果同样重要，因此期望设计研究的途径能够引导我们更专注并且以更加严谨和批判性的态度反思设计过程本身。设计虽然具备不同于理科的特征和竞争力，但同样注重实证和实验价值：设计不仅具备实验性，而且需要切实解决一种形势或现状问题，还需要严谨地探索和理解这些变化。

在景观设计学界，有些学者积极投身于设计研究，有些主要致力于研究他人的设计实践。前者通常在学术研究信度、效力或空间上有所不足。CELA主要为推动学科的学术发展而设立，我们提出将“设计研究”作为其分论坛的议题，目的是为推进设计成为一种严谨而独特的知识创造形式搭建专门的平台。

^{部分参考文献}

^{[1]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s,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2018). Welcome to the Anthropocene! Courier. Retrieved from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261900}

^{[2] Milligan, B. (2015). Landscape Migration. Places Journal. 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 https://doi.org/10.22269/150629}

^{[3] Milligan, B. (2015) Hybrid Migrations and Design of Deluge. In S. Lola, & P. Maya (Eds.), Bracket: At Extremes(pp. 244-254). New York, NY: Actar Publishers.}

^{[4] Imaniraguha, J. (2021) California: The Most Disaster Prone State in the United States. Retrieved from https://storymaps.arcgis.com/stories/92fb4dcfd09345efb0b96546a9f4e097}

^{[5] Ingebritsen, S. E., Ikehara, M. E., Galloway, D. L., & Jones, D. R. (2000). Delta subsidence in California: The sinking heart of the state. USGS Publications Warehouse. https://doi.org/10.3133/fs00500}

^{[6] Milligan, B. (2019). Making terrains: Surveying, drones and media ecology. Journal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14(2), 20-35. doi:10.1080/18626033.2019.1673565}

^{[7] Milligan, B., Kraus-Polk, A., & Huang, Y. (2020). Park, fish, salt and marshes: Participatory mapping and design in a watery uncommons. Land, 9(11), 454. https://doi.org/10.3390/land9110454}

^{[8] SCAPE. (2019). Public Sediment for Alameda Creek. 2019 ASLA Professional Awards. Retrieved from https://www.asla.org/2019awards/640057-Public_Sediment_For_Alameda_Creek.html}

^{[9] Milligan, B., & Holmes, R. (2016). Delta earthworks, wicked problems and speculative design scenarios. In H. Alison, & S. Kelly (Eds.), Landscape Architecture as Necessity conference proceedings. Los Angeles, CA: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本文引用格式 / PLEASE CITE THIS ARTICLE AS}

^{Milligan, B., Zeng, L., & Huang, Y. (2021). A call for innovative, multidisciplinary adaptive landscape design in the age of climate change: Interview with Brett Milligan. Landscape Architecture Frontiers, 9(6), 88‒98. https://doi.org/10.15302/J-LAF-1-030032}

^{编辑 | 周佳怡、田乐}

^{翻译 | 田乐、周佳怡、黄伊伟、曾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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