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古迹保护：让法律留住记忆
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文化传统一直是中华民族的骄傲。然而，传统文化的载体不但被风雨侵蚀，更多的是遭到现代文明的人为“剿灭”。如此，传承文化的口号，国人怎么可能喊得掷地有声呢？
北京——正在消失的古都
从元朝以来，北京作为首都已有800年的历史。800年的风风雨雨，在北京演绎得淋漓尽致，惊心动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都在北京留下遗迹，也形成了独特的历史文化景观和历史文化传统。这些古迹，就是承载文化基因的物质载体。没有了这些古迹，文化将失去鲜活的生命，甚至断代。
然而，北京的古都风貌却在渐渐消失，特别是20世纪末期以来，多少经历了战争年代、“文革”破坏而幸存下来的历史建筑和文化遗产，在推土机下灰飞烟灭。
北京东厂胡同的经历，就是这样的一个缩影。
东厂胡同，北京故宫东面一墙之隔。2004年4月3日，本刊记者来到了这里。
东厂胡同因明朝时的特务机关“东厂”设于此而得名。当时，多少忠义志士命丧于此，又演绎了多少令人荡气回肠的历史故事。明朝灭亡之后，东厂胡同的“东厂”就已没落不存。晚清初年，大学士瑞麟在这块地上建起了精巧雅致的私家花园——漪园。后来，这座京城著名的经典园林几易其主、几易其名。
袁世凯在北京就任总统后，黎元洪出任参政院院长及副总统一职，住进了东厂胡同，昔日私家花园因而一跃成为总统府。从此，东厂胡同成了民国初年政客官僚云集的地方，也成了史家无法回避的地方。因此，这里又被称为“黎元洪的故居”。
依照王府井大街边的路牌，记者找到了东厂胡同，仔细看时，东厂胡同原来的标志牌歪斜着挂在墙上，还被灰尘遮住了。进胡同几十米，才看到了社科院近代史所和考古研究所的大门。这里，就是东厂胡同1号黎元洪的故居。
1915年，袁世凯复辟当皇帝，要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黎元洪自然不敢领受，称这样做，会“生无以对革命，死无以对先烈”。于是，有了1915年12月15日清晨的黎宅门前，黎元洪一袭便服拒受亲王爵位之事。事隔半年，袁世凯一命呜呼，黎元洪又是在这东厂胡同的私邸内，举行了总统就职典礼。
1917年，黎元洪拒绝与张勋合作，从东厂胡同出走避居天津。1922年，黎元洪回到东厂胡同的总统府，再次匆匆上任大总统之职，但很快又狼狈下野。黎元洪再次出走。
抗战胜利后，这里被划归为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变成了鸿儒云集之地。
1947年，胡适任北京大学校长，住进了东厂胡同1号黎元洪故居内。当时的黎氏故居共分四路院，每一路院都各有四进套院。最东边是花园，花园西面是黎氏家庙，再往西是黎家住宅院落，最西边是家里的花窖与仆人的住处。胡适住在中间一座四合院内。那一路居家院落，除了住过胡适，还住过北京大学的其他教授，比如傅斯年、范文澜等人。
记载着厚重历史的这处古迹一直在逐渐地消减，1977年和1978年发生的变化最大。黎宅的家庙与住宅部分在这两年被拆除。不久，西边的花窖与仆人房也被拆掉。
现如今，旧日的黎宅只留下三五间小平房，七零八落地分散于各个角落。如果不是知情者，谁会知晓这里承载着怎样的历史呢？
不管怎样，黎元洪的故居毕竟还保留了一些残迹，而许多古迹被拆除后，连影子都找不到了，比如粤东新馆、观音院过街楼、李鸿藻故居，以及休宁会馆、潼川会馆、中州会馆、太平会馆、衡州会馆、镇江会馆、川东会馆、伏魔寺、松柏庵、永乐寺遗址、广和居旧址等一大批明清建筑。800年古都早已面目全非。
在今年的政协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舒乙痛心疾首地说：“我可以断言，就在我讲话的此时此刻，某些城市中的某些文化名人故居或许正在一纸公文的裁断下，在推土机的轰鸣中轰然倒塌，变成一堆瓦砾，永远消失。”
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文化传统一直是中华民族的骄傲。然而，传统文化的载体不但被风雨侵蚀，更多的是遭到现代文明的人为“剿灭”。如此，传承文化的口号，国人怎么可能喊得掷地有声呢？
“保护古迹”——有识之士发出呼声
2004年3月27日，晴，北京，中华世纪坛。
展览大厅里，中国摄影家协会和法制日报社共同主办的《王毅——中国古民居摄影展》正在此举行。在这里，一张张古民居照片中透着的中华民族深厚绵长的历史文化底蕴扑面而来。
王毅，法制日报社摄影部前主任，生前曾三次蝉联中国十佳摄影记者。在繁忙的新闻采访之余，王毅抢救性地拍摄了上百座中国明清时期遗留下来的传统民居。这些照片中的民居，现在有些已经不复存在，有的正在遭受着毁灭性的破坏。
“自然和社会的风雨剥蚀，正在令珍贵的古民居一批又一批地退出人们的视野。”“通过展览，呼唤社会保护中国的古建筑，”“留住家园。”主办者如是说。
有着这种想法的，不仅仅只有王毅。还有罗哲文老先生。
罗哲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设计成员之一，目前担任着中国文物学会会长和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组组长。他见证和参与了许多文物保护的重大历史事件。
2004年3月29日，罗哲文先生接受了本刊记者的采访。
罗老给记者讲述了当年保护长城的故事。“20世纪50年代，国家回到了人民的手中，我国专门把八达岭到山海关的一段长城保护起来，以免受到破坏。当时的人很自觉，人为破坏长城的比较少，当时也没有大的工程建设项目，所以，长城得到了比较好的保护。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长城两边开始了大规模的建设，建起了许多工厂，有些单位竟把长城的城墙拆了，用以建设工厂。另一方面，为了开荒种田，当地老百姓也纷纷在长城两边挖土。长城就这样遭到了破坏。对于这些破坏长城的事件，我们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为了保护长城，留住中华民族的珍贵文化遗产，我们就给中央写信反映。”
中央非常重视这件事。“不久，由李先念同志主抓这件事，中央还组成了调查组，对破坏长城的事件进行调查，我参加了西北的调查。让我感到震惊的是，当地老百姓竟然为了取土用炸药炸长城。”
“通过调查，中央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要求各地召开现场会，并发出通知禁止破坏长城的种种行为。1984年以后，政府出资对被毁坏的长城进行修复，社会各界也纷纷捐款。1987年，长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历史古迹都像长城一样幸运，尽管有许多人的呐喊，一些古迹还是因为“需要”而消失了，永远也找不回来了。
罗老说：北京美术馆后街的某个院落，那是一幢非常典型并且很有价值的明朝建筑。他和几位专家看后认为很有价值，不该拆。但那一片被某开发商买去，在周围都盖起了房子。他们找了人，甚至还告到法院。法院说那儿不是文物保护单位，想留也无法可依。最后，在一片遗憾声中，官司“输了”，地皮“卖了”，明朝建筑“拆了”。
罗老说的“北京美术馆后街的某个院落”指的是北京美术馆后街22号，这一座看似普普通通、貌不惊人的四合院，是距今已有500余年的明朝建筑，被专家认为具有巨大的建筑、文物价值。
1950年，这所四合院被赵紫宸购买。赵紫宸是著名爱国主义者、我国现代基督教著名领袖，曾长期担任燕京大学神学院院长，是新中国第一届政协委员。这里还居住过赵紫宸之女赵萝蕤。赵萝蕤是我国著名翻译家和比较文学家，为中美文化交流作出过巨大贡献。
1998年，北京平安大街拓宽，经多位专家、学者联名呼吁，该院才没有被拆除。专家们曾设想将此四合院开辟成一个举世无双的家庭博物馆。为此，中国最权威的文物、文化专家侯仁之、吴良镛、罗哲文、郑孝燮、舒乙等人多次联名呼吁，保护赵氏故居。
当开发商坚持要拆除该四合院时，赵紫宸先生之子、两航起义的功臣赵景心和夫人黄哲，大无畏地奋起抗争，坚守这座古老四合院。
赵景心说：“作为中国人，我有责任保护祖宗留下来的古都，良心不允许我为了几百万元钱出卖这个小院。”为了保住四合院，他们还把北京市东城区文物局、房管局告上法庭，展开了一场长达2年的诉讼。
2000年1月10日，国家文物局专函指出：“应该充分尊重专家意见，对22号院的价值进行认真确认，在此之前不要拆除。”
北京市委领导也指示，“要尊重专家意见”。
接着，京城中许多专家、学者、学生、记者，闻讯而来的老年人、中年人和青年人自发加入到这场民间的“保卫战”之中，强烈表达了留住该院的民心民意。
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2000年10月26日，在经过长达两年之久的抗争和诉讼之后，这所四合院终于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推土机夷为平地。
与历史共存——法律应该有所作为
为什么历史古迹竟然这样轻易被破坏呢？
罗老对本刊记者说，缺少法律保护是一个重要原因。他说，如果北京市美术馆后街22号院是法律明文规定的文物保护单位，我们就能依法予以保护。
具体如何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呢？罗老说，“首先，相关单位应该组织人力进行调查，将国家应该保护的历史古迹调查清楚，然后，对这些历史古迹进行评定分级，够保护级别的保护起来，由各级文物保护部门进行保护，不够级别的作相应的处理，对破坏历史古迹的人，要追究其相应的刑事责任。
“其次，将需要保护的历史古迹纳入城市规划之中，在进行建设时，要考虑历史古迹的保护，不许破坏。
“第三，对于历史古迹的保护，要指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就如何保护、维修、利用、开发作出相应的规定，使历史古迹的保护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曲新久接受本刊采访时说：“历史古迹保护，应该以立法或者相关法律的修改为契机，进行法律上的变革，厘清各种古迹的所有权，完善相应的历史古迹登记制度，赋予政府保护历史古迹的法律职责，为历史古迹的保护提供法律空间。”
历史古迹的保护，法律不能缺位。
其实，法律的相应变革一直在有序地进行着。
2003年12月23日，苏州市在全国率先出台了《苏州市城市紫线管理办法(试行)》，根据该办法，苏州市在编制城市规划时，应当划定保护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的紫线。
苏州市的城市紫线保护范围包括：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控制保护建筑的保护范围和风貌协调保护区；古构筑物的保护范围，包括古桥梁、古牌坊、古砖刻门楼、古井和古城墙遗址等；历史街区、历史文化名镇及古镇、古村落的保护范围；已探明的能体现城市发展脉络、文物遗存丰富的地下文物埋藏区。
接着，2004年2月1日，建设部公布的《城市紫线管理办法》开始实施，该办法要求划定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内的历史文化街区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公布的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范围界线。
对此，罗老说：“划定紫线有好处，相当于向破坏性开发亮起'红灯'。而历史文化的'红灯'跟交通的红灯还不一样，它不是不能动，而是定下一个暂时不要破坏的范围，为研究、保护与规划留下时间与空间。”
罗老还认为，目前历史古迹保护不尽如人意的症结还是在立法上。即使建设部出台了《城市紫线管理办法》，但它毕竟不是国家立法。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应该上升到国家立法层面。
此前，在2000年3月10日，我国第一个关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议案上交全国人大常委会。议案中写道：“这些具有很高历史价值的古建筑一旦惨遭摧毁，就永远不能再生，即使按照原样重建，也丧失其历史价值和信息。”
沉寂了4年之后，前不久，在北京市的政府网站上，出现了一则鼓舞人心的消息：北京市将立法保护历史文化名城。
网上公布了《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草案)》。这一《草案》规定，在旧城保护规划范围内进行改造、建设和修缮活动，不得破坏旧城保护规划确定保护的棋盘式街巷胡同格局。规划、建设主要城市道路，应当避让历史文化保护区、不可移动文物和保护类建筑。任何单位和个人在旧城内进行建设，不得超过保护规划规定的建筑高度等。
北京市政府的行为不是孤独的。此前，杭州市政府公布《杭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向房产开发商发出通告：在老城区如遇有50年以上的老房子必须好好保护，否则将以违法论处。
刻不容缓——留住传统文化的根
文化是民族精神延续的基因，历史古迹又是历史文化的载体，一旦破坏即无从恢复，其所承载的文化也必然受到破坏，从而影响文化的继承。
1950年，我国著名的建筑史专家梁思成曾提出过一个保护北京的计划：北京所有的旧建筑一律不拆，这包括围绕着北京的旧城墙；城墙上面开辟为人民公园，供游人赏玩；严格保护紫禁城；北京不宜建大型工业；在北京的西北部另建新城，作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与金融的中心，作为政府的所在地。
遗憾的是，这个计划并没有得到人们的重视。而且，对北京城大规模的拆建不久后就开始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屹立了几百年象征着古老文化的北京城墙消失得无影无踪。绝大多数具有文物价值的门楼和牌坊也不见了。
为此，梁思成哭泣了。
半个多世纪过去，大师已经故去，但令他哭泣的情景仍在不断出现。可见，尽快制定《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法》，依法保护这些人类文明的共同遗产，确实已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
相关法律条文：
我国宪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国家保护名胜古迹、珍贵文物和其他重要历史文化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