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开始消失的工业文化记忆
历史记忆与地产挖掘机相遇
哐、哐、哐……8月5日，原沈阳重型机器厂的厂区里，挖掘机的声音时时传来。工厂的拆迁工作正在进行，宋敬泽边往拆迁现场走边不断叹气，“简直是在挖我的心! ”一个略显破旧的街牌被压在拆迁下来的钢筋铁条堆里，街牌上写着“金工大街”，是厂区内独有的街名。宋敬泽拜托拆迁工人帮忙，把街牌拽了出来，他像抱着宝贝一样抱着它，嘴里不停地说着：“还有几块街牌，我得赶紧收到厂部去，不然转眼就没了……”
宋敬泽是原沈阳重型机器厂的职工，从小在厂子附近长大，20出头就进厂当了工人，虽然1996年他就离开了工厂，但是始终跟厂子里的人和事保持着联系，心里有着割不断的情结。现在，厂子要拆迁了，他舍不得。从去年开始，宋敬泽把自己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工业遗产保护事业上，现在，他给自己的定义是：一名工业遗产保护志愿者。近来，为了厂子拆迁的事，他几乎天天四处奔走，为的就是能保住这份珍贵遗产。 “起初我自己也问我自己，是不是因为我感情用事，是不是我太偏激了，但是，通过跟许多老工人、老领导交谈，通过查阅大量的历史资料，我相信自己的行动是正确的。我们这个厂子的历史价值确实十分重要，如果就这么拆了，不要说沈阳，就是全中国，再也找不到这样的工业文化遗产了。 ”
由于从事平面设计工作，几年前，宋敬泽帮着厂里筹备了厂史展厅，也因此深入了解了原沈阳重型机器厂的历史沿革和辉煌成就。他告诉记者，原沈阳重型机器厂建于1937年，原为满洲住友金属株式会社，现为北方重工沈重集团公司，现存面积43万平方米。它在每个历史时期的发展命运都与整个中国的发展命运紧密相连。 “我们厂不仅见证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掠夺、军事侵略的屈辱史，也见证了中华民族在苦难中觉醒、在抗争中崛起的奋斗史，更见证了新中国重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历程，还有工人阶级的伟大。因为我们厂制造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吨蒸汽锤，从此，中国才有了重型机器制造业。”说起厂史，宋敬泽几乎变成了演讲家，尽管他才42岁，但是，似乎从工厂诞生之日起，他就一直陪伴在侧。
国内仅有的天然“工业博物馆”
厂区的搬迁工作是逐步进行的，一些车间仍然在继续生产。厂区的外观并没有太重的历史感，如果比较清历史遗迹，它的价值似乎不是那么直观。
宋敬泽爱好摄影，对时空有着特殊的敏感性，他用穿越时空来形容身临厂房之中的感受。 “常有南方的旅游团到铸造博物馆参观，很多人看了都觉得震撼。”他带着记者走进炼钢车间的主厂房，“如果在沈阳铸造博物馆觉得震撼，那看了我们这个厂房后，估计就会晕倒了。”宋敬泽的形容也许有些夸张，但是，置身这座已有72年历史的大厂房中，记者确实感到一种晕眩的震撼。厂房梁架为铆接结构，结构复杂而精密，梁架上的锈迹和泥尘，沉淀地承载着从1937年至今的历史记忆，车间里灰褐色的金属气质，在散射进来的阳光映衬下，有种莫名的悲壮。这里曾经是许多摄影家纷至沓来的摄影圣地，工人们甚至习惯了工作时身边布满了照相机。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也曾刊登过这里的照片，因为它代表了上个世纪初中期的亚洲乃至世界工业建筑的最高水平，至今也仍然可以使用。厂房内散见各种带有年代文字的历史遗物，如日伪时期的天车、铸有“1936”字样的铸铁管、“回字形”砖甬路、改作出钢提示钟用的航空炸弹头等等。“这里根本就是一个最好的工业博物馆，难以想象它就要被拆掉了。新中国的第一炉钢是在这里炼出来的，几个月前停产的那天，最后一炉钢铸的是‘铁西’两个大字，这里是具有非常强烈的时代象征意义的，如果拆掉，损失无法衡量。 ”
炼钢车间的工人们现在已经整体转到另一家企业工作了，他们离开车间的那天，宋敬泽也在场，他用相机凝固住了工人们的背影。厂房的休息室收拾得格外整齐，墙上整整齐齐地挂着一排安全帽。宋敬泽说，有的工人是哭着走的，厂房里不仅仅有历史，也有中国几代工人的精神和情感。
宋敬泽告诉记者，同样重要的还有金工车间南北区厂房，也是建于1937年。“这个厂房很特别，设计是南向直背锯齿型，内部是管铆接、三角支撑梁架，是当年机械加工厂房里最具代表性的建筑，典型的包豪斯设计风格。这种教科书式的工业建筑群，比已经被列为工业遗产的北京‘798’工业建筑群还要早上20年。”宋敬泽说，更珍贵的是金工车间南区的建筑。除了上述特点，南区厂房还分为高、中、低跨。低跨是小件加工区，中跨是中件加工区，高跨是大件加工区，错落有致，布局科学，既符合生产要求，又节约建筑材料，设计的巧妙之处令人惊叹，堪称艺术和技术完美结合的工业建筑典范，“而且紧靠老大件加工区东侧扩建的厂房，其实原来没有，是上世纪50年代为扩大生产规模由苏联援建的，是典型的高寒国家工业建筑风格，两种建筑风格的厂房，跨越两个时代结合为一个整体厂房，既有相同工业建筑风格的差异性又有不同风格的多样性，是特殊历史时期反映在工业建筑上的独有特征，是国内独有、世界罕见的工业建筑群，具有很高的建筑和历史研究价值。 ”
而目前正在拆迁的煤气站是解放以后按苏联图纸建造的生产辅助单位。厂房二楼的操作车间有九台苏式3“AД”-13型煤气发生炉和附机以及高悬在棚顶与之上下相连的九座“倒梯形”给煤仓，自西向东一字排开。厂房内的景象充满了工业时代气息，是天然的机械博物馆。宋敬泽惋惜地说，可能过几天，煤气站就会彻底消失了。记者了解到，搬迁后原厂区的建筑只会象征性地保留金工车间北区厂房的一段作为未来工业文化主题公园的点缀性建筑，而其余建筑将全部被拆除，部分历史遗迹实物或挪至留存建筑物中或搬至沈阳铸造博物馆收藏。然而，站在对历史负责的角度上来看，这样小范围的保护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因为，“重型厂”是真正能够全面反映大工业时代特征的、跨多个特殊历史时代的、自成体系的、加工门类齐全、保存完整的大型工厂。正如宋敬泽所说，它是历尽沧桑、名副其实的沈阳工业博物馆，国内现存只此一家，应该列入文物级工厂。
为什么非得保护
一个城市的个性是一个城市的魂魄，也是城市的根，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有百年历史的工业文化，是沈阳文化根脉中十分重要的一支，失去了它，沈阳的城市底蕴也将不再完整。
今年4月，记者曾经参加了一次由铁西区委举办的工业文化遗产研讨会，铁西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商国华在会上作主题发言。多年来，商国华一直十分关注工业文化遗产保护的问题，他提出，工业文化遗产保护所面临的最大阻力不是风霜雨雪等不可抗拒的自然力量，也不是缺乏相应的保护措施，而是各种片面的认识和错误的观念。“人们的
观念里，只认为古迹、红墙是文化，认为挂了牌的古建筑才能保护;破旧厂房、街道、烟囱等，不拆除就会影响规划，影响市容;破旧建筑出不了GDP，新的总比旧的强……。”商国华说，“如果我们认为旧建筑影响了市容，都去与高楼林立做比较，那我们沈阳还有什么个性呢。比楼房，我们比不过上海;比园林，我们赶不上苏杭;比古城，不能跟西安同日而语;比水乡文化，又不及周庄;比红色旅游，我们又比不过江西、湖南。我们比什么呢?那些大量的不能复制的老厂房、老生产资料都是不可再生的凝固语言，是我们沈阳的独特历史资源，是我们与其他城市比较中，能够引为自豪的得天独厚的元素。工业文化是我们的个性，是我们的根，是我们应该向其他城市传达的精气神。”因此，他建议，具有重大历史价值的建筑物应该原真保留，修旧如旧，让厂房里面的空间发挥作用，比如做博物馆、图书馆、教育基地，甚至是市民活动场所，“这个问题处理好了，就会产生一个城市再生的作用。 ”
他告诉记者，欧洲一些国家的经验值得借鉴，“《威尼斯宪章》总结了欧洲各国工业文化遗产保留的经验，并且提出了保留的原则。特别是德国的海克斯奇酒店，原来就是一个工厂区。我去看过之后，实在佩服欧洲人的想象力和文化张力。像重型厂这样的工厂，诞生了数百个新中国第一，离开了这样的工业符号，不加区分地说拆就拆，我们城市的魂也就没了，后代子孙只能到书本上、电脑上去浏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