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定义行业的景观都市主义先锋：德克·西蒙斯

^{▲ 2017年杰弗里·杰里科爵士奖（Sir Geoffrey Jellicoe Award）得主德克·西蒙斯 （Dirk·Sijmons） ©  Vincent Boon}

“德克为景观设计行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重新定义了这个行业的界限、策略和地位。”

——2017年杰弗里·杰里科爵士奖评委会

^{"Dirk has made, and makes, remarkable contributions to the profession, and the main quality of these contributions is that they redefine the profession, its borders, its strategy and its position."}

^{—2017 Sir Geoffrey Jellicoe Award Jury}

^{注：2004年启动的SGJA奖是国际景观学与风景园林师联合会（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andscape Architects，简称IFLA）授予景观设计师的最高荣誉，最初每四年颁发一次，自2011年起每年颁发一次。该奖项旨在表彰一位在世的景观设计师迄今为止的成就和贡献，以及对社会、环境福祉，和对景观设计专业的发展所产生的独特而持久的影响。}

^{▲ 德克·西蒙斯与H+N+S团队 © H+N+S / Dutch Profile}

德克·西蒙斯（Dirk Sijmons）是荷兰H+N+S事务所（H+N+S Landscape Architects）创始人之一，此前曾从事建筑设计和空间规划，在这些经历的推动下，他将景观视作社会的一面镜子，是人类与自然共同促生的生命体，而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则成为了他毕生的追求。早年在荷兰文化部担任空间规划师的工作经历启发他不断思考：小到食品生产，大到城市化，什么样的社会进程能够成为推动景观设计发展的积极力量？与此同时，他也在不断探索，从海岸侵蚀、泥沙沉积到植被群落演替，什么样的自然进程能够转变为满足人们需要的以自然为基础的解决方案？西蒙斯始终致力于思考如何通过景观设计的方式来引导这些进程，使它们成为有意义的空间表达。

如果景观都市主义已成为景观设计领域的重要框架，那么西蒙斯无疑是景观都市主义的先锋派之一。不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具体项目，他都聚焦于过程、实践与工程解决方案；同时，他也坚定地认为，以上这些语汇需要与文化传承相辅相成，因为文化也是设计过程中极为重要的元素。不论是在荷兰还是在全球范围内，西蒙斯均为景观行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他看来，景观设计不再是附属于建筑设计与城市规划的工作，它亦可以在更大的尺度下发挥跨学科的特性，积极推动城市发展进程。

 01 多元的求学与职业生涯

西蒙斯的研究方向与理论成果包括气候变化适应、能源转型、都市生态、棕地修复等多个方面，他的实践作品也涉猎甚广，涵盖能源转型规划、河道修复规划、棕地修复改造等。当我们追溯西蒙斯的求学经历与职业生涯，不难发现他拥有如此广博的知识与强大的实践能力，与他多样的学术背景与丰富的工作经历息息相关。

西蒙斯生于1949年，受建筑师父亲的影响，他于1967年进入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学习建筑，后取得都市系硕士学位。在学生时期，当时的环境主义思潮引发了他的浓厚兴趣，并促使他师从彼时荷兰最有具影响力的生态学家克里斯·范·鲁文（Chris van Leeuwen）。鲁文的理论聚焦于用生态学的思想把“形式”和“过程”联系起来，受此启发，西蒙斯在日后的设计过程中不再仅仅关注形式，而更加注重于形式背后的过程。在这一阶段学习到丰富的生态学知识为西蒙斯的职业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 1972年西蒙斯与鲁文一同开展野外调查，此行的目的是寻找一种名为小贝母（Fritillaria meleagris）的植物 © Kees Duijvestein}

^{▲ 为了将鲁文的理论思想传播得更广，西蒙斯等人汇编了《克里斯·范·鲁文的理论：一些关键要素》The theory of Chris van Leeuwen: Some Important Elements一书}

毕业后，在1977年至1981年期间，西蒙斯在隶属于荷兰文化、娱乐和社会工作部的自然保护部门工作。在这期间，年轻的西蒙斯参与了许多大型公共建设规划的工作，其中的代表性项目包括Oosterschlede海湾区域相关研究。Oosterschelde大坝项目在荷兰开创了堤坝体系建设与生态发展相结合的先例，综合考虑了水系统、生态环境及发展所需的防洪要求等方面。在随后的十余年中，西蒙斯相继担任不同部门的负责人，为荷兰农业景观现代化研究及水管理与城乡景观协调发展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意见，同时也致力于探索自然环境的保护，以及自然与农业的和谐共处与共同发展。

^{▲ Oosterschlede大坝 © Zairon}

1985年，西蒙斯和几位同事利用业余时间参加了一项空间规划竞赛，凭借“鹳计划”（Stork Plan）规划作品获胜，这个规划标志了荷兰基于水系统与自然发展的新一代区域规划理念的萌芽。以此为契机，西蒙斯成立了H+N+S事务所。在这里，不论是生态学家还是景观设计师，都在践行基于自然的方法，通过对水资源的管理或土壤的干预来协调与支持自然发展。

^{▲  “鹳计划”概念平面，项目覆盖范围约90km×20km © H+N+S}

^{▲ 本规划针对荷兰河流上游地区发展提出，是“框架理论”的第一个大型实践项目 © H+N+S}

荷兰是一个农业大国，高度发达的农业为荷兰带来了大量的经济收入，而在荷兰的传统观念中，自然只是农业发展的副产物。20世纪80年代，驱动荷兰景观变化的的主要力量并非城市进程，而是农业现代化。

当时的荷兰森林署根据农业的预期发展制定空间规划，但每当规划完成，预留给农业的用地常常难以满足其发展需求，故而当时在森林署工作的西蒙斯和同事便需要重新调整规划。在调整的过程中，规划中其他的建设用地难以被改变，便把林地、水系等用地重新规划为农业用地，大量的自然栖息地成为了农业发展的牺牲品。

在这样的背景下，西蒙斯等人十分担心农业发展的进程最后会导致所有自然栖息地的丧失，而荷兰政府也希望西蒙斯等人能够制定新的发展策略来解决这个问题。基于荷兰的地理景观特质，西蒙斯等人提出了“框架理论”（Casco Concept）。“框架理论”的核心内容是将农业与城市等快速发展区域与森林、河流这样的缓慢发展的区域分开，为两者二者提供各自的发展框架。

^{▲ 框架理论图示：将相对静态的景观要素（林地、自然保护地、水源地）组合成框架，同时为农业等动态变化的要素创造更大尺度、更灵活的开放空间 © Kerkstra en Vrijlandt, 1982}

^{▲ 在框架理论中，有多种方式让“静态”的林地等和“动态”的农业用地水利系统互相独立，每种方式都可以暗示或加强二者的空间分隔 © Kerkstra en Vrijlandt, 1982}

一方面，框架理论为农业等发展快速而灵活的区域预留了足够的土地，让动态变化的农业拥有灵活改变的空间，农业在这个区域范围内扩张，不会压迫甚至代替其他用地；同时规划者也无需过度详细规划这些功能快速变化的用地，而可以创建一个基本完善的框架并留出发展的弹性空间。这个概念在如今也适用于其他灵活变化的建设，如交通规划、基础设施建设等。

另一方面，框架理论能够为发展缓慢的林地、水系等自然栖息地设计稳定的空间，由政府部门进行管理，以提供足够的保护。生物在这样的自然栖息地中兀自生长，最大程度地避免了来自人类发展的干扰，逐渐建立起场地的生物多样性与稳定的群落结构。框架理论为荷兰的自然栖息地保护提供了稳定的保护与发展框架。

还河流以空间：荷兰瓦尔河河道拓展

千百年来，荷兰人以建设堤坝的方式抵挡洪水，并不断加高加固。1993年和1995年，荷兰水位涨幅惊人，导致低洼地区不得不进行预防性疏散。在1995年洪泛之后，为减少洪灾和防止类似危机，荷兰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河道拓展计划”（Room for the River Program），旨在赋予河流更多的空间，扩大河道的横截面使洪水在到来时拥有更多的通过空间，保持水位的稳定。在2002~2003年该计划开发前期，H+N+S事务所参与了国家层面重要节点及河流沿岸项目的划定。最终在全国范围内选出了30多处地点并采取措施拓展河道空间以减少洪水风险。

^{▲ 荷兰河道拓展计划项目场地总体分布情况 ©  Ruimte voor de Rivier}

在“河道拓展计划”中，奈梅亨市附近开展的项目是最独特和最受欢迎的范例之一。该项目于2012~2016年间设计建造，H+N+S事务所也参与了这个项目的实施阶段。奈梅亨市位于荷兰东部，莱茵河的支流瓦尔河在奈梅亨市拐了一道急弯，河道也随即变窄，形成了一处狭口，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河流南岸奈梅亨市的老城区。

^{▲ 在河岸后移和开挖旁通河道工程开始前，高水位时河流北岸的状况 ©Thea van den Heuvel}

^{▲ 瓦尔河河道拓展项目东侧鸟瞰图 © Siebe Swart}

针对瓦尔河的河道拓展项目由两个关键部分组成：一是将河流北岸的堤坝向陆地后移350m，拓宽了主河道的横截面；二是新挖一条旁通河道，通过一个溢流堤与瓦尔河永久相连。在这两个措施的协同作用下，洪峰时的河流水位可下降34cm，达到了荷兰河道拓展计划的要求，有效解决了瓦尔河附近地区的防洪问题。

^{▲ 瓦尔河河道拓展项目开展前后的城市发展规划及河道剖面图 © H+N+S} 

^{▲ 前景为由NEXT建筑事务所设计的祈福桥（Zalige Brug），远景为Ney及合伙人结构与土木工程公司设计的新公路桥“跨越”（De Oversteek）© Jeroen Bosch}

^{▲ 高水位时的祈福桥（摄于2018年1月） © Jan daanen}

为了使旁通河道起到水文调节作用，设计团队师在其进水口入水口处设置溢流堤。溢流堤由原有堤坝改建而成，只有当瓦尔河位于极端高水位时，它才会被淹没。因此旁通河道具有更高的安全性与可控性，成为了周围居民的划船、泛舟和驾驶帆船的完美地点。旁通河道靠近伦特镇的码头除了发挥防洪的作用，在其上也时常开展露天市场、节日庆典等各式各样的活动。

^{▲ 入水口处设置有不同高度的管道通路，为旁通河道提供来自主河道的水流 © H+N+S}

^{▲ 台阶、坡道、可落座的边坡和绿色护坡为码头上部区域赋予了与新城一致的城市特征 © H+N+S}

自然发展，水与空间：沙引擎

荷兰对海岸线的维护遵循“能软就软，需硬则硬”（soft when possible, hard when needed）的指导原则，提倡多保留自然海岸，尽可能少地建设硬质工程。2011年，荷兰基础设施与水管理部决定试验一种新型的补沙方法，以提高补沙效率并减少成本，沙引擎（Sand Motor）项目应运而生。

^{▲ 荷兰海岸补沙方法的沿革 © Deltares}

沙引擎概念设想通过在指定定点投放大量沙子后，由自然力量将沙子输送到更大区域的海滩，以提高补沙功效，降低成本，减少对环境的人为干扰。项目最终采用由DHV工程咨询公司与西蒙斯所在的H+N+S事务所制作的环境影响评估报告的中选方案，并对其加以优化。

^{▲ DHV与H+N+S事务所制作的环境影响评估报告中的4种方案 © DHV & H+N+S} 

沙引擎项目最终选址于南荷兰省代尔夫兰海滩（Delfland Coast），根据测算，该方案预计可以为海岸增加28~33hm2的沙丘，在20年内无需再进行人工补沙，在50年内结合前滩补沙可保障代尔夫兰海岸的沙平衡。2011年4月，项目正式施工。工程竣工后两年，沙引擎的形态开始发生变化；4年后，其向海洋方向的延伸缩短了260m，而长度则延展了2.2km。与此同时，沙引擎上零星出现了滨草（Ammophila arenaria）等低矮植物。通过风对沙子的运输，沙引擎周边的一些沙丘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加固。

^{▲ 2011至2015年沙引擎航拍照片 © Rijkswaterstaat}

在项目建成5年后，研究人员利用鸟类雷达监测到了50种不同鸟类的光顾。尽管通过该项目恢复场地生物多样性将耗费数十年的时间，但沙引擎的人工干预较少，为自然群落提供了充足的时间进行自我调节适应，有利于系统的生态修复并形成稳固的生态系统。原本十分安静的代尔夫兰沙滩上已经汇聚了多种多样的游憩活动。

^{▲ 沙引擎形成的浅滩吸引大量海鸟}

^{▲ 沙引擎建成后，代尔夫兰海滩吸引了众多游人}

04  近年理论研究 应对能源危机与气候变化

2050：能源的征程

对于能源的关注起始于西蒙斯担任国家首席景观设计师的经历。西蒙斯认为，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不论是能源使用和空间使用之间，还是能源生产和空间设计之间，一直都是相互作用的。人类各种改造地球的行为，都是一种对能源的利用，而各种能源的产生也都涉及空间干预，能源和空间可以互相改变彼此。例如，荷兰景观中的沟渠和泥炭堆积就是对过去泥炭开采的无声的见证。在荷兰，能源部门和空间规划部门在各自的领域各行其是，导致二者难以智慧地整合。

^{▲《景观与能源：为转型而设计》Landscape and Energy: Designing Transition一书总结了探讨西欧社会从化石燃料向可再生能源转化的过程，揭示了人类能源利用迅速增长背后的推动力量。同时强调景观与能源的关系转变不仅是个技术专业性问题，也是社会文化问题。© Dirk Sijmons}

西蒙斯曾参与“2050：能源的征程”（2050: An Energetic Odyssey）项目，这是一项针对西欧北海及周边地区的设计性研究，期望通过区域合作，在35年的时间内逐步建立起一个以北海为核心的全新区域能源系统。项目首先将在场地内建造几座风电场，经由电缆输送其生产的电力。其次，场地中目前用于传输天然气的管道走廊，今后也可以用于将二氧化碳传输至地下存储设施。此外，还将建设港口与工业园区，以生产、组装风力涡轮机组件并将其运输到海上。

^{▲ 左图为北海地区大气中二氧化碳的聚集情况，右图为北海地区的风力情况，这里风力充足，能够大规模生产风能 © H+N+S}

项目同时考虑了北海海洋生态保护问题。大约2.5万座风能塔与水底石质结构上堆叠的人工礁石，可吸引各种海底动植物附着其上。通过采用先进的打桩技术和基于重力的解决方案，能够大幅降低施工过程带来的负面影响，确保海洋哺乳动物的迁移路线不会受到干扰。在空间规划方面，风电场的选址也充分考虑了鸟类的迁徙路线。

^{▲ 风电场的选址充分考虑了鸟类的迁徙路线 © H+N+S}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措施与景观研究

近年，西蒙斯与H+N+S事务所的同事共同参与了一项研究，探究到2030年在农业和土地利用领域减少35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方案，并考虑额外减排的可能性。团队提出应从温室园艺和燃料利用方面减少10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而通过非能源利用相关的措施（更智能的土地利用、防止甲烷排放的畜牧业、森林扩张等）减少250万吨排放量。同时设定了通过粪便处理和土地使用的措施再实现减少17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量的额外目标。

^{▲ 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示意图，其中由农业生产和土地功能变更产生的部分占22% © H+N+S}

^{▲ 陆地哺乳动物生物质总和的构成。其中，绝大部分为人类及人工饲养动物，野生哺乳动物占比极小 © H+N+S}

研究同时指出在实施减排措施的过程中，景观的回馈能够揭示这些措施最有利和最有效的地方。团队根据荷兰四个最重要的景观系统的横截面来展示措施：沙子、黏土、泥炭和城市用地，这种区域导向的方法还提供了将气候问题与其他社会目标联系起来的机会。土地使用中的气候措施可以起到促进其他空间过程的作用，并且通过与其他过程的结合可以使气候措施更加灵活和廉价。

^{▲部分针对不同系统采取的措施（上图为减少泥炭，下图为减少城市用地） © H+N+S}

05 结 语

西蒙斯曾作为荷兰首席景观设计师为荷兰的规划提供建议，也曾参与建立了代尔夫特理工大学景观系。如今代尔夫特理工大学景观专业最为重要的老师几乎都是西蒙斯的学生。他的影响不止在荷兰，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院、宾夕法尼亚大学、爱丁堡设计学院均见证了他的理论思想的传播。

在2016年于美国费城举办的景观设计基金会峰会上，西蒙斯发表宣言，表示景观设计师要将迅速蔓延的都市景观，置于更大的“人类世”的时代背景中来思考。为了解决当前的环境危机，必须耐心地重新编织这张蔓延的“都市地毯”，使其结构更加可持续，以此来改进都市景观。对于景观设计师来说，这意味着将要涉及更多样的项目，这些项目关注于适应气候变化、淡水供给、能源转型、都市生物地理学、灾害后的恢复能力、生态重组、工业废弃地修复，以及所有各种各样的物质或能量循环流动等。当前所面临的各种问题都将吸引景观设计师不断前进，迎接新的冒险。